中国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非别的道路？

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成功走出这条路？

为了找到这个答案，我们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探索-失败-再探索”的过程，最终由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走上了成功之路、复兴之路。而我们的党走出这条道路，也并非一路顺风，而是用96年不断探索、不断革新，在经历无数艰难困苦，经历无数惨痛教训之后，由历史和现实给出的必然选择。

一百多年前，鸦片战争的失败，唤醒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为了国家富强，仁人志士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早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结果换来的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赔款两亿多两白银。再看辛亥革命后，强调进一步向西方学习，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方案，比如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胡适的“充分世界化”。这条路也注定是行不通的，甚至在当时海外名校博士组成的国民政府，也从未能真正付诸现实。

“西学”“西化”行不通，原因很简单：一是内外形势不允许。一个政治衰败、经济崩溃、国土破碎、外部强邻环伺的国家，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差异大，又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国家，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盘模仿西方几百年形成的现有制度，无异于痴人说梦。二是无法操作。比如，全盘西化，到底是要学哪个“西”？是美、英？还是德、日？如果要学美英，那么当时美国实质上的种族歧视制度要不要学？当时英国的男女不平等、迫害少数群体要不要学？全盘西化论者，不仅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也没有能够全面认识西方。实际上，即使是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并非一天之内建成，而是在几百年来逐渐演进的。

革命初期，“左”或者“右”的错误，颇有一些是来自于苏联经验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发现，中苏两国基本国情差异甚远，决不可照搬照抄，否则会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在这种国情下，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道路探索，早期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照搬别国经验的错误。比如，早期斗争中，照搬苏联经验，将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付出了大革命失败、白区工作几乎全面损失、红色根据地损失90%的代价。但是我们的党，及时纠错、及时止损，选择适合自己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创新，不拘泥于某种外部经验，一切理论指导必须基于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国情，并随形势发展变化而逐步调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革命胜利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又面临搞经济建设的道路选择。当时出现了这样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然而，实践很快证明，中苏两国国情差异巨大，模仿苏联经验在经济建设上仍然走不通。如果完全仿照苏联的模式，中国必然出现工农业的失衡、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失衡，甚至是百姓“吃穿用”与重工业所需资源之间的失衡。因此，建国后中国的经济建设，更加注重工农业平衡、轻重工业平衡、积累与消费平衡，使中国得以避免陷入苏联东欧国家后来遭遇的停滞泥潭。

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果断实施改革开放，并在其后提出“三步走”的战略规划。这无疑是一种战略性的理论创新，没有别人的成功经验可循。之后近40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坚定地选择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创新这条道路。

实践证明，因为我们的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充分了解国情、了解世情的基础上开辟的道路，今天的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成为世界重要技术创新发源地，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与此相对，无论是苏联东欧集团后来的“改革”，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或出现颠覆性错误而导致国家分裂解体，或因阻力重重而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追溯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回到篇首的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走出了这条道路？

关于第一问，上述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

关于第二问，在夺取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是：走自己的路。这不仅需要党具有不断创新的理论能力、坚强的组织队伍，还需要党敢于自我革命甚至是“壮士断腕”的勇气。就拿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来说，五年来，全国共立案查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放眼古今中外，能做到如此“刮骨疗毒”的政党，又有哪家？

正是以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历史的担当和责任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提出新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必将为这条道路注入新的内涵，必将继续不断自我革新，聚焦发展，以朝气蓬勃的面貌，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