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5至29日，最高人民法院新设的4个巡回法庭分别在南京、郑州、重庆、西安挂牌成立。作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司法改革部署，最高法院先于2015年1月在深圳、沈阳设立第一与第二巡回法庭，最终在时隔近两年后完成了巡回法庭全国总布局。

最高法院巡回法庭的职责为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而在四新设巡回法庭挂牌前夕，看看新闻Knews记者梳理六大巡回法庭一把手简历后发现，除第一巡回法庭庭长刘贵祥外，其他五人都有西南政法学院（1995年更名西南政法大学，以下统称“西政”）的从学经历。

看看新闻Knews记者进一步采访获悉，在“西政系”五大巡回法庭庭长中，只有最高法院副院长、第六巡回法庭庭长张述元是通过3年在职学习获得西政法学博士学位，其他四位则在西政度过了他们号称“一生难忘”的青春岁月。

“西政是我求学的宝地和生命的绿洲，是我人生历程中永远珍藏的一段美好时光。”最高法院副院长、第五巡回法庭庭长李少平撰文表示，他在西政整整待了9年，奠定了学术根基，养成了朴实、淳厚、坚韧、豁达而又爽直的性格，铸造了他对公平与正义的毕生追求。

集结山城

1977年底，邓小平亲自拍板，因“文化大革命”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一消息给当时上山下乡青年以极大的震撼，李少平也不例外。

时年21岁的李少平，出身于山西武乡一个离休干部家庭，早已经历了近3年的知青生活，当时是山西高平县丝织厂子弟校的一名中学老师。

已有高中学历而一心想上大学的李少平，毅然选报了西政。他在2003年出版的《二十年刑法心路》一书自序中解释：“‘文革’中，在农村3年知青经历，目睹了许多无法无天之事。我既感到无奈，想去改变却又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善良的村民又使我懂得总要为他们为社会做点什么。在工厂做工，又养成了律己、规范、秩序和协作等观念。这些点点滴滴，使我决然报考了政法专业。”

1978年10月初，李少平从黄河岸边来到重庆歌乐山下，入读西政。这所大学的前身是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文革”期间一度被停办，1977年经中央批准恢复招生，次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

当年，一列列汽笛轰鸣的火车共送来422名西政新生——除了58名师资班学员，余者364人皆为法律专业本科生。这一年，全国考生610万人，仅录取40.2万人，其中法律本科仅招生729人，西政占了一半。

他们是“文革”后全国首批法律专业大学生。这些掩不住激情与喜悦的年轻人，从中国各地的田间、工厂、部队、机关集结山城重庆。

这群人中就有李少平如今的同事——最高法院副院长、第三巡回法庭庭长江必新，最高法副院长、第四巡回法庭庭长景汉朝，以及如今大名鼎鼎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年龄只大李少平一个月的江必新，来自湖北省枝江一个农民家庭，16岁高中毕业后没机会上大学只有回乡，在村办小学做了3年民办教师，后被选拔为民兵连长、生产大队队长。

生于1960年11月的景汉朝也是农家子弟，来自河北省深县。他能考上大学，归功于母亲的坚持。

《人民法院报》的报道说，由于当时家庭的偏见，景汉朝的母亲没能上学。但她硬是抱着女儿（景汉朝之姐）到村校的教室外坚持听课，后来竟能读书、看报、写信。那时，尽管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缺劳力总欠生产队工分，景母也坚持让景汉朝与其姐上完高中。1978年景汉朝考入西政时，是同级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批。

如今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彼时没有景汉朝的幸运——因简历填报不足，他在政审这一关被拦下，与西政失之交臂。

胡云腾1955年生于安徽省六安市，3岁时全家被下放到农村，历经了生活的苦难，学业在小学毕业后中断。但他坚持自学，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参加了当年高考，竟取得高分。

“当时法律是绝密专业，我觉得挺神圣的，所以就报考了西政。”他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因缺乏经验，他在简历填报上留下了空白年份，未通过西政的政审。

胡云腾后被安徽师范大学录取，在“生了一个假期的闷气”后不得不去安徽师大报到，上了政教系。但本科4年里，他一直自学法律。1983年，胡云腾终于考上西政研究生。

1978年，江必新、李少平、景汉朝同其他新生一道，坐上接站的卡车抵达了西政。在他们的同学梁治平记忆里，“卡车沿嘉陵江溯流而上。左面高岸，右面深谷，江水浩荡，烟雾迷茫……终于，卡车驶进烈士墓旁的一座大门，我们到了。”

上世纪80年代西南政法学院校门

西政78级学生李尚公亦难忘到校第一天的情形：“进了校门，整个学校基本上就是一栋楼，即所谓的‘东山大楼'，外墙红砖裸露、污迹斑驳，屋里门窗破旧、潮气逼人。400多号人吃喝拉撒、学习睡觉在里面，实在别扭。”

12-25，复校后的西政迎来第一次开学典礼。这还是在一个抽干了水的废旧游泳池中举行的，“加个毛毡就是礼堂”。

求知若渴

西政78级法律专业364人，分为甲乙两个大班。其中甲大班包括一至五班，乙大班包括六至十班。李少平被分在一班，江必新、景汉朝去了五班，周强在七班。

“平时教学，都是按大班上课。”西政知名老教授、中国刑法学泰斗赵长青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复校后的西政被学生们调侃为“稀烂政法学院”，上课的大教室是由两间红砖砌成的平房，面积不足200平方米，设施简陋，除了讲台黑板，就是桌子椅子，甲乙大班各占一间。食堂是简易的，澡堂和四川省外语学院共用，道路落雨就泥泞不堪；吃饭、唱歌、跳舞、打球，全在东山大楼的操场上进行。

西政学子在操场上吃饭

比这些更令人失望的是教材老化、资料匮乏。赵长青说，当时学生们手中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学教材，大多拿的是油印的材料相互传阅。

但学生情绪高涨，学习风气特别好。“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西政78级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大的三十多甚至四十，小的十五六，来源五花八门，有工人、农民、干部等，很多还当过知青当过兵，经过磨炼吃过苦，所以学习非常勤奋。”赵长青说。

赵长青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这批学生喜欢研究问题、独立思考、求知欲极强，“到老师家里请教问题的门庭若市，我们往往要到晚上10点半后才有坐下来备课的时间。”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到老师家里去求教，师生在一起讨论问题。”2007年接受《法制日报》记者专访时江必新亦回忆，有时晚了就留在老师家吃饭，这在当时非常自然，学生也不会感到拘谨，“我那时就在很多老师家里吃过饭”。

“我们是带着问题去学习的，所以学得还是比较深刻。”江必新说，每当老师讲完课，学生们就不约而同地围着老师提问题；每门课程结束后，各班还会专门部署搞研讨会。

西政求学期间的江必新（前排左四）

             
江必新的同学、刚卸任广州市中院副院长的舒扬还记得，江必新是他们班当时读书最用功的三名湖北籍同窗之一，“我经常看见他背着内装书本的军用挎包，手拿铁皮饭盒，在教室、图书馆、食堂、寝室之间行色匆匆地穿梭。”

拼命学习知识，刻苦钻研法律，亦成为李少平最大的嗜好。他在自序中说：“找来一切可读的书来看，一本好书，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夜读，事实上成了西政78级学生的习惯，甚至是一种嗜好。据李少平回忆，当时老师们出于学生的健康考虑，不得不下了死命令：晚上11点无论教室还是宿舍必须关灯。但这未能阻挡住西政学子如饥似渴的夜读，有的借用走廊过道的灯光，有的倚靠卫生间的光亮。

据《人民画报》2008年4月刊引述同学回忆，周强当时还经常半夜打着手电在蚊帐里学习，被喻为“囊萤映雪”。

由于教室狭窄、紧张，争抢座位成了每天大事，一些学生因此跑到教师阅览室读书。当年掌管阅览室的老师吴家莲回忆，周强、李少平等人没少给她添麻烦，多次受到教务处领导批评。

赵长青印象很深的是，西政78级每个班都有学习小组与班刊，“学习氛围浓得很”；还先后成立30多个业余法律顾问小组，在全国首开政法院校学生进行法律服务的先河。

当然，这群学生富有质疑和批判精神，对教学要求很高，在课堂上喜欢向老师大胆提问，后者常被问得只有招架之功而遭受学生“敲碗”起哄。课下同学之间更是大胆辩论，景汉朝因善辩被同学取绰号“景铁嘴”。

景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但他的学习毅力很强，成绩优异，还在校入了党。西政78级同窗张建田评价景汉朝：“他大学期间学习勤奋刻苦，为人谦和，思维深邃。”

赵长青两三年前在北京和景汉朝聚餐，“他席间跟我说至今都记得我当时的上课内容，笔记本现在都在，还讲了许多细节，他的勤奋认真和博闻强识让我吃惊。”

爱情、写作与酒

西政78级另一个典型特征是男生多、女生少。法律专业女生一共42人，其中有已婚者、已育者。在那个年代，爱情虽是激进者时常挂在口头的字眼，但付诸行动者凤毛麟角。

江必新、李少平属于行动派。西政一位老教授向看看新闻Knews记者透露，两人都在西政求学期间谈的恋爱，江必新看上的是西政附近沙坪坝区文化馆的一名员工，李少平则喜欢上学校古汉语老教授张紫葛之女。

1982年7月本科毕业后，江必新留校在法制史教研室做研究生，师从著名法制史教授张警、杨景凡；李少平则留在赵长青麾下的刑法学教研室当助教。在这期间，二人都和自己的恋人共结连理。

有趣的是，张紫葛教授的另一个女儿也嫁给了他的西政78级学生，而张教授本人更是和比他小32岁的78级学生温晓莉结婚，成就了一家三口与西政78级有缘的传奇故事。

景汉朝却谢绝母校的挽留，到邮电部石家庄邮电专科学校当了一名法学教师。一年后，他调往河北省高院经济审判庭，自此一路将理论研究的目光聚焦于中国的司法实践，30多年来参与设计了一系列改革方案。

胡云腾，1983年9月进入西政，到李少平所在的刑法学教研室做了研究生；一年后，李少平也从教师岗位考上同一专业的研究生。

这是胡云腾和李少平、江必新的首次人生交集。在同一所学校，他们开始了法学理论的探索与积累。就读研究生期间，他们除了读书，写作亦构成了生活的日常。

江必新2003年结集出版《中国法文化的渊源与流变》，所收集的就是他在西政攻读研究生期间的部分习作，留下了他对中国法文化探讨的足迹。

李少平也撰写、发表了大量论文，包括《试析经济法中的刑事责任》、《法规竞合初探》、《贿赂犯罪专论》，“眼光更多地瞄向国计民生对法律之所需，着眼于改革、发展和稳定来立意治学”。《深化改革与刑法修改》、《运用民法稳定社会秩序》等文还获得全国论文大奖。

在胡云腾看来，西政开启了他真正的理想之旅。他在一篇文章里说：“硕士研究生3年给我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法律基础，而西政的校风、学风对于我今后的职业选择也影响甚大。”

胡云腾因为在学问上取得的成功，被誉为西政1983级研究生的“十八棵青松”之一。另外17人中包括国务院法制办原副主任夏勇、广州市中院原副院长舒扬、清华大学教授张卫平与厦门大学教授邱兴隆。

而在挥斥方遒的燃情岁月，自然离不开酒作伴。

江必新的酒友是同学顾培东、师弟江山。江山多年后还记得，那些年江必新、顾培东常在凌晨一点的时候，带着罐头、熟鸡蛋和酒，到他住处三人大口喝酒、高谈阔论。

胡云腾也喜欢和同学畅饮阔谈。在同学邱兴隆的回忆里，胡留存在研究生宿舍的半瓶酒，还曾被他与夏勇“偷喝”。

1986年春节期间，邱兴隆和夏勇留在学校写硕士论文。一天深夜，披着军大衣的夏勇敲开邱兴隆的门，带着几分诡诈地问：喝酒吗？胡云腾房间里酒菜俱全。

原来，胡云腾回安徽老家过年前和几位同学在寝室痛饮了一顿，剩下半瓶“绿豆大曲”，还有花生米、卤菜。

实地考察后，两人从夏勇房间的窗户（离地6米有余）爬出，紧贴墙壁，一脚跨到胡云腾房间的窗台，爬了进去。“尽管酒只有半瓶，菜也是几天前吃剩的，但两人把盏融融，喝得不亦乐乎。”邱兴隆回忆说。

聚首最高法

江必新在西政本硕连读，一共待了7年。1985年1月，从西政获得中国法制史专业硕士学位的江必新进入最高法院工作，从研究室助理审判员做起，2002年12月擢升为最高法院副院长。

这一年的7月，胡云腾调入最高法院，出任研究室副主任。1986年7月他从西政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安徽大学法律系任教，1991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刑法专业博士，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工作。

2004年5月，江必新由最高法院“空降”湖南，任省高院院长，2007年12月才“回炉”最高法院任党组成员、副院长。

此时，景汉朝也从担任了10年的河北省高院副院长任上调回，任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08年5月，景汉朝开始兼任最高法院办公厅主任，2009年6月升任党组成员、副院长。2010年，胡云腾升任最高法院审委会委员、研究室主任。

西政求学期间的景汉朝（右一）

有意思的是，2013年3月，西政78级校友、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入主最高法院担任院长、党组书记。

同年10月，李少平也从天津市高院院长调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他1987年7月从西政研究生毕业后，被学校推荐到四川省高院工作，从副处级审判员一直干到院长，2008年1月调任天津高院院长。

至此，周强、江必新、李少平、景汉朝、胡云腾这群西政同窗毕业20多年后，在最高法院又一次聚首。

也是在2013年，最高法院和西政签署科研合作协议，在西政建立最高法院应用法学基地，共同举办中国大法官论坛、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等合作项目。

今年83岁的赵长青，一直密切关注着这群学生的成长和历练，甚至能准确地向看看新闻Knews记者历数以上几位大法官的履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都非常不错，是‘法治中国’的有力践行者、推动者、领导者。”赵长青说。

他一一点评这些学生的性情：江必新，为人客气谦和、尊师重道；李少平，性格直爽、办事干脆，处世真诚有口碑；景汉朝，豁达开朗、治学勤奋。他特别赞许胡云腾两年来掌管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取得的成绩：“纠正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如聂树斌案、东北系列黑社会案等，他都是亲自上，主持了正义，干得非常有成效。”

也因此，对同是出自自己门下的弟子李少平赴任设在重庆的最高法院第五巡回法庭，赵长青寄予了厚望：重庆薄王时代“唱红打黑”运动遗留下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迟迟得不到纠正，“100多个黑社会案判了几千人”，这些案子的重审回避不了，第五巡回法庭“任务很重”。

据看看新闻Knews记者获悉的消息，重庆市高院2016年启动了对重庆希尔顿酒店股东彭治民涉黑案的重审，已开庭审理但至今尚未宣判。

本文图片皆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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