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24，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与伊朗外长扎里夫通电话，讨论伊核问题。勒德里昂在通话后发表声明，呼吁伊朗在伊核问题会议的讨论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此前一天，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代表举行视频会议，主持会议的欧盟对外行动署在会后发表声明说，各方代表定于下周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继续召开会议，将就取消对伊制裁和继续执行伊核协议问题，进一步明确需要采取的措施，届时协调人将与伊核协议相关方、美方代表分别展开磋商。

尽管拜登在2020年总统竞选时，曾许诺将会帮助维持伊朗核协议，但是拜登就任总统两个多月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关系仍然未能实现突破。美国要求伊朗无条件回到核协议框架下，接受国际社会对于核活动的监督；伊朗则要求美国取消特朗普时期对于伊朗的相关制裁，赔偿伊朗2018年以来因为美国制裁遭受的损失；欧洲夹在美国和伊朗中间，左右为难。伊朗核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战略僵局，只有尽快重建对话渠道，才能帮助解决日益严峻的危机。

美国和伊朗相互之间的敌视和不信任，是影响伊朗核问题的重要障碍。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立关系，可以追溯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美国在“人质危机”和“两伊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但是近些年来，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伊朗核问题的博弈，体现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意。

伊朗对于美国的不信任感，使得伊朗难以在短时间内，向美国做出重大让步。主张与美国进行沟通的温和派，话语权式微。伊朗总统鲁哈尼在2013年上任之后，一直谋求与美国保持对话，期待通过沟通与和解，帮助伊朗重返国际社会。在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署之后，鲁哈尼和温和派政治力量影响力大增。鲁哈尼不仅获得了2017年总统大选的胜利，在2016年的伊朗议会选举中，温和派和改革派大获全胜。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重新向伊朗施加巨大战略压力。2018年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向伊朗“极限施压”，影响了伊朗国内舆论。一方面，美国“极限施压”战略恶化了伊朗国内经济形势，加之2020年疫情影响，伊朗民众对于鲁哈尼真政府愈发不满，总统鲁哈尼和外交部长扎里夫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

另一方面，伊朗强硬派占据了话语主导权。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巨大压力，强硬派主张加快发展伊朗的国防实力，尤其是核能力，以此应对来自于美国的战略封锁。尤其是2020年初美国打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以及在2020年12月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德黑兰暗杀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进一步恶化了伊朗与美国的关系。2020年伊朗议会选举中，强硬派和保守派大获全胜。在2021年6月即将举行的伊朗总统选举，伊朗强硬派很可能会主导未来四年的伊朗政坛。在此背景下，伊朗必然难以向美国做出让步，更难以与美国展开务实谈判。

对于美国来说，伊朗同样难以完全信任。2015年与伊朗签署核协议之时，中东地缘政治环境，与2021年有较大差异。当时美国的中东盟国沙特和阿联酋刚刚介入也门局势不久，仍然对击败也门胡塞武装，扶持也门政府保持乐观态度；叙利亚内战仍然前景不明，受到美国和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甚至攻入了首都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形势岌岌可危；伊拉克国内受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袭扰，国内政局动荡不安。

但是到了2021年，伊朗似乎在中东地区的敏感议题上，都占据了先机。在也门内战中，伊朗同情和支持的胡塞武装，仍然屹立不倒，占领也门首都萨那在内的大片区域；沙特和阿联酋在也门问题上，就继续支持也门政府还是支持也门南部独立力量，意见分歧，帮助也门政府光复全境的希望遥遥无期。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已经收复了大部分国土，伊朗在叙利亚境内也部署了军事力量，让以色列如坐针毡。在伊拉克，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人民动员军”在过去多年发展壮大，旗下的政治和军事网络甚至独立于伊拉克官方。在过去多年的地缘博弈中，美国的中东盟国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愈发感到来自于伊朗的威胁。

与伊朗地区影响力上升相伴的，是伊朗导弹技术的发展。在过去多年里，伊朗的导弹技术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伊朗的“流星”和“泥石”系列导弹，都帮助伊朗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威慑力。甚至伊朗军队高层宣布，伊朗可以像生产小汽车一样生产导弹。对于美国中东盟国沙特和以色列来说，伊朗为数众多且射程较远的导弹，是悬在本国头顶的利剑。

在相互敌视的语境下，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形成了彼此对立的话语体系。2019年以来，伊朗逐渐退出核协议监管机制，力图将此作为反制美国制裁的手段。2020年末伊朗议会通过了《反制裁国家战略法案》，提出如果美国制裁仍然未能解除，且欧洲国家未能按照伊朗的要求履行核协议的条件下，伊朗政府必须在2021年上半年，增加浓缩铀的当量，提升浓缩铀丰度，最终退出伊朗核协议。

尽管伊朗反复强调，伊朗退出核协议的举措是“可逆的”，即如果美国撤除制裁，那么伊朗可以重新履行核协议，但是伊朗的动作并不被美国所接受。在美国看来，伊朗浓缩铀丰度已经突破了20%，而且伊朗也已经暂停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部分合作。拜登中东团队中的“鹰派”则认为，应当采取措施，约束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比如在拜登政府的第一副国务卿温迪·舍曼（Wendy Sherman）和副国防部长克林·卡尔（Colin Kahl）就认为，中东的地缘形势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2015年签署伊朗核协议时期的中东地缘形势，与今天的中东地区局势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美国必须采取新的措施来遏制伊朗。克林·卡尔甚至提出，他赞成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行动，一劳永逸地清除伊朗的核设施。

在当前的伊朗核问题僵局中，欧洲的作用十分关键。一方面，欧盟被伊朗赋予较大期待。伊朗在2015年签署核协议，其重要期待就是希望获得来自于欧洲国家的大规模投资和帮助，提振伊朗经济和社会发展。2015年核协议签署后，鲁哈尼总统带领着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了欧洲多国，并且与道达尔、雪佛兰等欧洲企业，签署了合作意向。另一方面，欧盟是伊朗核协议的签署方，也是美国重要的战略盟友。特朗普在向伊朗极限施压的同时，也通过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伊朗试探，举行伊朗外长扎里夫和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直接会面的可能性。

但是欧洲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上，同样面临着来自于美国和伊朗的双重僵局。美国期望欧盟能够理解美国对于伊朗的担忧，帮助美国劝说伊朗扩大谈判内容，将遏制导弹技术和地区影响力，纳入未来伊朗核谈判的框架中。欧盟、法国和德国则认为，伊朗核协议是多边主义成果，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实际上损坏了谈判的基础，因此美国应当撤除相关制裁措施，在此基础上重建美国和伊朗对话的基础。

伊朗则希望欧洲国家能够顶住美国的压力，“切实履行”伊朗核协议的相关内容。伊朗认为，欧洲国家尽管许诺继续履行核协议，但欧洲企业却在2018年前后撤出了伊朗市场，加剧了伊朗经济困难，以此要求欧洲国家采取措施，重新帮助欧洲企业回到伊朗。而欧洲国家则认为，政府难以决定企业的投资意愿，况且美国制裁下，任何在伊朗投资的欧洲企业必然因美国制裁而遭受损失。欧洲国家认为，伊朗应该尽快返回核协议监管机制下，扫除国际社会的担忧。至此，美国、伊朗和欧洲，在核问题上形成了一个相互的僵局态势。

僵局难以一劳永逸地解开。受到国内反对声浪的影响和各自盟友的干扰，美国和伊朗难以直接展开对话，因此通过第三方尤其是欧盟的协调，以“间接对话”的方式，实现接触，恢复谈判，是美国和伊朗化解敌意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美国提出的通过“分解”的方式，以彼此“小让步”促成美国伊朗关系改善，实现美国“撤除相关制裁”和伊朗“重回核协议机制”，也是一种困难的尝试。

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订现场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伊朗核问题的解决，窗口期实际上非常有限。6月份即将开启的伊朗大选，到8月份将会产生新一届伊朗政府。如果伊朗强硬派上台执政，很可能会重演鲁哈尼前任、伊朗强硬派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执政时期，伊朗与美国的僵冷关系。应当指出的是，欧洲国家尽管同情伊朗遭受的制裁，但是并不认同伊朗退出核协议，启动核武器研发的举措。2015年之前，欧洲国家也曾经和美国一起，向伊朗施加经济制裁，要求伊朗停止核研发活动。

如果伊朗核问题在未来几个月难以实现突破，且伊朗核研发脱离国际社会监管，很可能会引来新的危机。以色列已经多次表示，密切关注伊朗核研发动向，并在近期向美国拜登政府表示，会考虑通过武力打击伊朗，阻遏伊朗的核研发进程。如果伊朗核问题在未来数月难以实现突破，那么一个更加不稳定，且充满敌意的中东地区，将很可能酝酿更大的动荡和危机。

（看看新闻Knews编辑 赵歆 郝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