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杨守法被误诊“艾滋病” 申请政府赔偿

杨守法

逆转

12-26，河南省镇平县城郊乡四里庄村的农民杨守法被通知参加省里组织的健康普查。6个月后，他被县疾控中心确诊为HIV病毒感染者。 妻离子散，乡邻避讳，暗无天日，生不如死。这就是2004年以来杨守法的悲惨生活。

2004年杨守法被确诊为HIV阳性。

为了稳定病情，杨守法十年如一日坚持服药。艾泰定、司他夫定、拉米夫定……药物在十年间数次更新换代，抗病毒的效果越来越好，副作用的临床表现也逐渐减弱，但杨守法却感觉身体越来越差。 他以为，这些药可能再也压制不住体内的病毒了。

拉米夫定，这种抗艾药物的副作用在杨守法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

2012年9月，杨守法大病了一场。他没有再去乡里的艾滋病治疗点，而是决定躺在家里等待死亡的降临。得知消息的大女儿连夜从外地赶回镇平，执意带着他去南阳市的大医院做了一次全面体检。谁都没有想到，这次检查的结果让杨守法的命运再一次逆转。

2012年，杨守法意外得知，自己根本没有艾滋病。

“HIV阴性”，白纸黑字。杨守法不明白“阴性”代表什么，但是女儿说他“根本没有艾滋病”这句话他听懂了。杨守法嘴上说着不可能，心情却格外复杂。从此，他踏上了复查和维权的漫漫长路。

【视频】被确诊患艾滋 八年后意外发现为误诊

死牢

12-26上午，记者顺着村民的指引，在离四里庄村委会不远的地方找到了杨守法的住处。这是一处不起眼的小院子，院里种着茂密的竹子和一棵枇杷树，上面挂满了黄澄澄的枇杷。 杨守法拄着拐杖从屋里走出来，穿着高领棉毛衫和一件厚外套。 五月下旬的河南，午后气温达到二十六七度，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杨守法还是觉得冷，从骨头里渗出来了那种冷。

每年冬天，杨守法的棉鞋都会因为长时间烤火被烤焦

因为自己的老房子在多年前塌了，杨守法这些年一直借住在哥哥家里。尽管当地政府一直不承认他们限制了杨守法的人身自由，但无论是杨守法自己所言还是记者在现场的观察，每天天还没亮就有政府的车停在院子外面，一直停到晚上七八点。 杨守法原本并不介意自己被人“盯梢”，他也试图走出院子散散步，但是总有一两个面熟的人跟着他，这种方式让他觉得“不自在”甚至是“害怕”，他索性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再外出。

“原来我每天早上出门拉两三个小时的活儿，能挣十几二十块钱，现在不敢出去，连生活费都没着落。”杨守法指着停在院子里的三轮摩的告诉记者。几年前，为了讨回被执法队没收的“黑三轮”，老杨被迫去县疾控中心开具了一张“患艾滋病证明”，这样可以因病而得到“赦免”。

杨守法蜗居的小屋里，灯泡和电扇上积满了灰尘

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杨守法的生活看起来十分不堪。早些年，因为自己“被艾滋”，杨守法没有踏进哥哥家房子正屋半步，连灶台也不好意思用。直到现在，他依然住在院子正门边上的杂物间里，放上一张简易床之后，屋子里几乎没有空间，屋里也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 十三年间，杨守法就蜗居在这阴暗狭小的空间里。伴随着“艾滋”带来的恐惧，这间小屋就像死牢一样，让杨守法喘不过气。

血疑

今年，镇平县疾控中心对当年留存的杨守法的血清样本进行了复查，结果仍然呈阳性，但是杨守法近几年重复多次的检查结果都是HIV阴性。究竟哪一个结果才是可信的呢？ 相关专家告诉记者，如果药物控制得好，确实会出现免疫细胞CD4的数值正常，HIV病毒载量为0 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停药的。而杨守法在2012年之后的检查结果都是他停药之后检查所得，所以结果基本上不可能受药物的影响。

当地疾控中心的负责人认为，由于2003年的普查规模庞大，程序管理也不像现在这样严格，所以杨守法HIV检查呈阳性的结果应该是当年操作不当导致的，有可能是样本被污染或者是被检查者身份标记错误导致的。

那么，是否有方法去证明当年的样本贴错了姓名标签呢？ 在媒体介入该事件之后，当地疾控也对当年留存的血清样本进行了再次的化验，但是血清当中是检测不到个体特征DNA的，所以也无法判断该样本是不是属于杨守法。

可是，确诊HIV感染不该是一个草率的行为。如果出现疑似阳性的情况，为什么不通知被检测者重新采血复查呢？ 记者查阅了HIV病毒检测的相关文献。在中国，HIV的确诊需要三个步骤，初筛、初筛复核，最后才是确诊。按照操作规范，要确诊一例HIV阳性，是对同一份血液样本用不同的试剂或者检测方法进行检测。只要被检测者不提出异议，一般不会重新采血再复查。正是因为在1992年卖过一次“黑血”，同村的很多卖血者也都相继死亡，因此杨守法对普查的结果深信不疑。

由此产生的联想是源源不断的：如果当年血样和姓名对应有误，那么就会有一个感染者错失了治疗的机会，那个人现在还好吗？如果说当年的流程管理缺失存在漏洞，又会不会有其他人有和杨守法一样的遭遇呢？

寂静

2015年底，杨守法的侄子杨东把叔叔这些年的遭遇整理成文字发在了“镇平吧”，但通常“头一天晚上发的帖子，第二天早上睡醒就见不着了”。杨东猛吸了口烟，忿忿地说：“其实都知道是谁在背后搞小动作。”

为了维权，杨守法找律师拟了一份控告状

如今，杨东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当地政府的消极态度。长期以来，除了给杨守法送来各种生活必需品之外，当地政府几乎没有坐下来和他们家人谈过实质性的赔偿问题。也许是受权力的限制，第一次上门来谈赔偿的乡政府干部最多只同意拿出十万元赔偿款解决问题，这让杨守法和杨东都很难接受。

12-26傍晚，在记者的一再争取下，镇平县分管民政和医疗卫生的副县长屈云霞在一众政府官员的陪同下，来到杨守法的住处现场办公，商讨杨守法的赔偿问题。不过，屈副县长的随行人员要求记者“暂时回避”，并且“不可以录音录像”。

夜幕低垂，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记者在门外很难听清屋内的交谈内容。大约过了一刻钟，屋内传来屈副县长的声音。她对老杨说：“你放心，不光现在的问题帮你解决，以后有任何问题也来找我。”

政府人员离开后，记者向杨守法了解屋里的谈话内容。杨守法告诉记者，县里面已经基本答应了他的赔偿要求，但是具体金额不让对外说，而且这笔钱不是现金，他还需要先去办一张银行卡。“还有，他们叫我不要再见你。” 在涉及地方政府赔偿的采访当中，当事人被要求“封口”是常见现象。但是，镇平县政府对杨守法提出的要求更加苛刻。当杨守法拿到这笔赔偿款之后，他需要把现在用的手机号注销掉，取而代之的是县政府给他准备的一个新号码。

晚上八点半，记者离开了杨守法的住处，村里静悄悄的，天也更黑了。

尾声

杨东依旧每天住在县城的酒店里。等到叔叔的问题都解决了，他可以回到山东继续做自己的玉雕生意。他也不知道，婶婶和侄子侄女能不能再回到叔叔的身边。 杨守法的三轮摩托还在院子里停着，哪儿也去不了。他不相信银行卡这种现代科技，希望政府明天就能把赔偿款真金白银地摆到自己面前。

杨守法站在院子里。他的最大愿望，是一家人能够再次团圆。

那晚和记者道别之前，杨守法用拐杖把树上成熟的枇杷打下来，分给那些来看望他的村民和记者。 “枇杷都熟了，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杨守法小声地说，“好久没见到我儿了。”

（编辑：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