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地属蒙古高原南缘地带。其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较好、包含旧新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分为四个片区，面积约15万平方米。

四台遗址地貌

2020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遗址开展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依据地层关系、出土遗物特征、测年数据将这些文化遗存划分为五组。

第一组遗存  锥型石核

第二组文化遗存。距今9200～9000年左右。发现4座半地穴房址，面积8～12平方米。房址内主要出土陶器残片、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陶器主要为板状器，个别饰有浅刻划纹。石器主要为研磨器，骨器主要是骨针、骨锥、骨簪等。

第三组文化遗存。距今7600～7400年左右。主要发现17座半地穴房址，面积8～12平方米。房址地面上多留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浮选样品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橡子皮壳，并且发现有碳化的粟与黍，器物上残留淀粉粒说明了驯化粟、黍的存在。

第四组文化遗存。距今7300～7100年。发现房址10余座半地穴式房址，面积10～16平方米。房址内主要发现磨盘、磨棒、骨器、麻点纹小平底筒形罐。

第五组文化遗存。距今6800～6400年左右。主要发现尖圜底罐，鱼鳞纹、竖向长附加堆纹筒形罐等遗物。

第一、二组文化遗存，通过对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动物骨骼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15个万年左右和10余个9000多年的系列测年数据。目前浮选发现的植物遗存种类包括蒿属和藜、禾本、菊科等，气候温凉偏干，食草类动物在周围活动频繁。动物骨骼初步鉴定种类有蚌、螺、蛙、鱼、雉、鸟、鼢鼠、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猫科、黄鼬、獾、梅花鹿、马鹿、狍子、麂、野马、野牛、野猪等，犬可能为家养，表明周边古环境为适宜野生动物生存的山地草原环境。

第三组遗存   项饰

初步认识

1.实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无缝链接。

第一、第二组文化遗存，地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房址结构和出土陶器、石器特征，也都体现出连续发展的过程。成组房址实证了北方地区最早定居村落的出现，展现出人类生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流动性栖居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发展转变。房址中发现的舌形两面器、楔形细石核、锥状细石核以及大量细石叶与工具，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而且最直接的证据。

2.确立我国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找到了燕辽地区的区域传统的根源。

第一、二组文化遗存，资料较为丰富，文化特征明确，呈现出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是本地区前所未见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步判定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四台文化。陶器压印纹饰中的类“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文化因素，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均得到延续和发展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 这一发现，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为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找到了共同的文化根源，将两大区域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该地区后续考古学文化文化谱系即史前社会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

3.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最新实证。第三组遗存中大量的石磨盘、磨棒等加工类工具和石铲等翻土类，并发现有炭化的粟与黍，微遗存分析也说明了驯化粟、黍的存在，表明7600年前后，该地的古人已经开始了驯化农业，是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实证。

第三组遗存 2020F2中人骨

4.草原新文化因素。第三组遗存与周边考古学文化比较，都呈现出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因素，为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5.裕民文化的南界。第四组遗存，以麻点纹为代表的筒形罐文化因素与裕民文化一致，结合调查初步判定这是裕民文化的南部边界。

6.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第五组遗存中的尖圜底罐，在国内目前已知的材料仅此一件，但其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卡林加河口、叶尼塞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器形、纹饰、制法十分相似，显示出其与更远的北方的文化互动与交流，对早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组遗存 尖圜底罐

四台遗址第一、二组文化遗存，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体现出了稳定的定居方式。其反映出来的区域特征，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或称之为北方文化区，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为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遗址不同时期的多文化交流与互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重要基因，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