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尼古拉斯.沃努塔斯

华盛顿商学院经济学著名教授

以研究科技创新政策和经济发展趋势而闻名

 
“纵然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每个城市的发展历程必然是相似的。”在沃努塔斯的观点中，有一个他认为有趣的事，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日本的发展势不可挡，却突然无故停滞。“我能想出最好的解释是：日本人设立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系统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但当他们与美国不分上下，需要创新来更进一步时，遇到了困难。不是日本人不会创新，而是没有改变他们的系统。这个系统让日本跟上了美国，但未能及时转型成一个足以击败美国的系统。”沃努塔斯是这么总结的。

就业、立法、政策、教育、社会制度、机制、国际合作等因素组成的“系统”都可以帮助促进创新，那怎样在这些因素中取得平衡、实现创新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沃努塔斯轻轻摇了摇头，“我只知道政府会尽其所能，直到到达一个临界点，这时候将产生一种良性循环，就像水中涟漪一样越来越大。这个循环几乎都是自发产生的，只要有了基础设施，尤其是软基础设施，就能够自我加强。”

对下一轮的创新，是科技进攻还是思想进攻？是需求主导还是供应主导？这个问题困扰着众多企业家。沃努塔斯引用了乔布斯的例子来进行解释。

 
“曾有记者问他，‘您设计新产品之前是否会观察市场？您会了解人们的需求吗？乔布斯的回答是‘当然不’。因为乔布斯只对大的创新感兴趣，而大多数创新都不是彻底的根本的，而是短期、微小的。这些小创新才需要调查市场，搞清人们的需求；但大创新没法用需求来促成，而应拉动需求。拉动需求需要长期、可持续地投入到基础研究中去。这个问题的本质也就是这回事，只有供应了，才会产生需求。

而其中提到的拉动需求所需要的基础研究，沃努塔斯却摇头表示遗憾，“我们并没想出什么新的办法来坚持做基础研究” ，“我认为世界上任何政治制度下的任何地方，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从根本上支持基础研究，那就是政策。”

沃努塔斯指出，所谓政策，不仅有针对科技创新的政策，还有很多会影响科技进步幅度的政策。但还有很多其它的政策与科技没有任何关系，对创新却至关重要，比如银行业、金融，没有了这些，创新不可能发生。如果针对初期想法、试点及最终的广告投放，没有不同的金融工具，是不会成功的。如果政府不能意识到有非常多不同的手段，就不可能成功。

那政府是否应该更多参与到建设创新中心或城市的过程中去呢？

这个问题似乎引起了沃努塔斯的高度重视，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坐姿：“这是个好问题。所有的政府都在不断进化，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一个生态系统已经到达临界点，也就是已经达到炽热状态的时候，政府就不应该再直接介入了，但是，政府的角色永远是重要的，只是会变化，”他顿了顿，想着该用怎样的事例来解释。“比如说硅谷吧，现在的硅谷仍然依靠政府，只是不再需要直接援助了。他们现在需要的是其他基础设施，比如学校、劳工市场、调节制度、银行系统等等，而并不希望政府去干预。但是在早期硅谷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政府的处理方式是直接拨了一大笔资金。很显然，政府是在进行公共采购，这个做的太棒了！”沃努塔斯认为，在早期阶段，政府应该更加直接地干预；而顺利发展之后，政府就不应再直接参与，但它必须保证其他方面，亦或是权责领域，要公正，良好。

最后，沃尔塔斯提了建议：“中国若想用经济资本或财政资本将上海打造成一座更创新的城市，成为科技进步的世界中心，则需要改变政策，从吸引传统投资转换成留住大公司，培养小公司。我的意思是，如果上海已经想要变成创新城市，应该改变传统的政策。”

 
而在用于企业的政策上，无论大中型和小微制造业，都不能过度依赖国家优惠或扶持政策，反过来，国家制定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也不能仅仅着眼于企业规模的大小、产值的高低，而应着重于对企业创造、创新的衡量。只有营造出全社会的创新意识，以创新赢得市场，从创新中要效益，中小制造业才不会掉进“微利陷阱”，大型制造业更不会出现“两吨钢利润不够买一支冰棍”的类似荒唐。

（编辑：温雨茗 施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