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叙利亚问题，国际社会形成了国内和国际力量相互交织的两大阵营，一是由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沙特等海湾国家以及美欧国家组成的阵营，其目标则是推翻阿萨德政权；二是由阿萨德政府、伊朗以及俄罗斯组成的阵营，其目标则是维护阿萨德政权。这种态势意味着叙利亚危机的前景将取决于两大阵营的实力对比，而如果两大阵营能够理性地通过谈判的方式按照实力对比分配权力，并进入权力过渡阶段，叙利亚危机则可以实现软着陆。

进入2012年以后，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曾经力推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危机。在此背景之下，12-24和12-24，第一和第二次叙利亚问题日内瓦会议得以召开。然而，叙利亚亲西方的反政府力量并没有理性对待谈判，没有根据其自身实力追求相应的目标，而是为政治解决进程设置了过高的、且不切实际的目标，并最终导致谈判破裂。他们将巴沙尔•阿萨德下台作为谈判以及政治过渡的前提条件，这显然高于其实际能力。在巴沙尔•阿萨德仍然控制大量领土，并且完整掌握军队的情况下，阿萨德怎么会轻易放弃权力呢？更何况，反政府力量本身便是四分五裂，并不是一支真正意义上团结的力量。

在分歧严重，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双方在战场的博弈持续升级。2016年下半年，阿萨德政府军开始了收复阿勒颇的战斗，及至2016年12月中旬，阿勒颇战役以反政府力量的彻底失败和政府军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阿勒颇是叙利亚仅次于首都大马士革的第二大城市，是叙利亚北部重要的经济中心，也是战略要地。自叙利亚危机以来，反政府力量长期占据阿勒颇，并因此获得与阿萨德政府相抗衡的资本，而随着阿勒颇的失陷，反政府力量将大势已去。

不仅如此，如前文指出，如果反政府力量之前抓住谈判的机遇，那么其尚且能够在谈判桌上拿到些许权力蛋糕；在丢失阿勒颇之后，其不仅失去了立足之地，而且之前的一些斗争成果也将荡然无存。愤怒和报复故而成为反政府力量及其外围同情人员的强烈反应。他们不仅对西方国家和土耳其等国没有提供足够的军事支持感到强烈不满，更将俄罗斯和伊朗等国支持叙政府军视为其失败的原因，俄罗斯外交人员故而合乎逻辑地成为了其报复的首要目标。

毋庸讳言，俄罗斯在叙利亚有着重大的地缘战略利益。早在冷战时期，叙利亚便是前苏联在中东地区抗衡美国的重要战略盟友。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不仅将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视为其在中东地区战略存在的体现，甚至将其视为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国力有所衰落的情况下，叙利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是故，俄罗斯愿意竭其战略所能，维护阿萨德政权，并成为阿萨德政权最终能够收复阿勒颇这一被反政府力量长期占据的重要城市的基本原因。

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可谓有些微妙。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之初误判形势，以为阿萨德政权必倒无疑，故而选择了站在反政府力量的一边，并允许反政府力量将其总部设在了土耳其领土上。及至今日，埃尔多安政府颇有后悔之意，但是叙利亚反政府力量已经在土国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并且在土国内有着相当大的支持力量和民意基础。

尽管总体而言，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分属两大阵营，土耳其根本性调整其叙利亚政策还有难度，但最近的事态表明，土耳其很可能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其政策进行调整。一是因为“7•15”政变，土美关系降至低点，土需要借助俄罗斯向美施压；二是因为叙利亚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土不得不寻找台阶，接受战场上的现实。此次刺杀大使事件发生在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三国外长即将在莫斯科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会谈的前夕，时间选择的巧合性自然会引发观察者的猜想，而事件发生之后，土俄两国官方都将这一事件界定为破坏两国关系的行为，似乎也验证这种猜想。

如果这一猜想得以验证，那么围绕叙利亚政治过渡的博弈格局可能发生重大改变，阿萨德政府、伊朗和俄罗斯的优势可望进一步巩固。不仅如此，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博弈是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变化将进一步引起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由于土耳其的政策调整，俄罗斯和伊朗的力量组合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可望进一步上升。当然这些变化仍然需要观察和验证。

总而言之，俄大使遇刺事件既是叙利亚危机的直接体现，也很可能是当前复杂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变化的反映。政府和反政府力量之间在战场上直接军事较量很快将会结束，但不满、愤怒和仇恨将长期在叙利亚内外弥漫，动荡和不安仍将是叙利亚局势的长期特点。如此，不仅俄外交官员，其他相关国家的外交官员和企业也有可能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这将可能成为地区安全形势的新特点。

最后，西方国家试图从西方民主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建构关于叙利亚危机的国际舆论，但叙利亚危机本质上则是地缘政治危机，而非人道主义危机。原因很简单，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政府的类似行动并没有予以谴责，而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美欧国家之所以意图推翻阿萨德政权，原因在于阿萨德政权实施的亲俄亲伊朗的政策。

（编辑：潘妮 陈佳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