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4，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动态调整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是市场化的常规操作，但此次穆迪对我国主权信用评级的调降，存在一些误判。

谭主通过大数据手段统计了社交媒体关于“穆迪作出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决定”事件的评论，我们发现，舆论场讨论焦点集中在“穆迪评级对中国有没有意义”“穆迪可信度有多高”等议题上。

尽管穆迪的调降不会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中国也善于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推动问题加速解决的力量，但该说明白的话，我们还是要说的。

误判一：国际评级机构对新兴市场国家较为严苛

长期以来，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新兴市场国家较为严苛，给予的信用评级往往较低。

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曾指出，即便债务压力小于发达经济体，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评级仍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事前没有预测到危机，在危机发生后又过度下调亚洲国家的评级，由此引发的恐慌情绪过度地放大了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穆迪等评级机构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做过研究，研究表明，在1997-2002年期间，穆迪共有8次评级失败。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评级机构对发达经济体，会“另眼相看”。这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穆迪。

在美国背负巨额的财政赤字且国内政治极化加剧的大背景下，穆迪仍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维持在最高级Aaa，是三大评级机构中唯一维持对美国政府最高评级的机构。

除了对不同经济体的区别对待，穆迪等评级机构的专业性，也经常受到质疑。

08年金融危机前，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曾连续多年将绝大多数房贷抵押债券评为最高级。当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金融危机的苗头无法遮掩时，它们“补救”的办法是迅速下调其评级，令投资者大为恐慌。

在批评声中，穆迪做过一些相应的改革，但一些“老毛病”还是没有改。

就拿这次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调降来说，与多数机构看好中国经济不同，穆迪则是看淡中国经济。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三季度以来，多家国际机构表示看好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纷纷上调对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

这是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机构为中国经济投下的“信任票”。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告诉谭主，今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三分之一，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大引擎。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我们有条件、更有能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并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动力、新机遇。

支撑这份信心的，是中国经济强劲的内生动力、韧性和潜力。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2%，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表示，评级机构就是一个个观察者，观察者的评价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本身。

作出和多家机构相反预测的穆迪应该好好想想，是否要摘掉对新兴经济体的“有色眼镜”，才能做出更加客观、更加精准、更加专业的判断。

误判二：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错误悲观

除了低估2024年GDP增速外，穆迪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也明显偏悲观。

乔宝云表示，不同机构的预测模型都不相同，但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对于经济增长的预测都是主观的。

客观的是什么呢？

投资，是最能看出人们对一个国家潜力是持悲观还是乐观态度的指标之一。

今年1至9月，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新设外资企业37814家，同比增长32.4%。

不知道穆迪在做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测和判断时，是否有看到这些数，又是否思考了这些数背后代表着什么。

除了外部的加持，中国经济自身也在迸发出更多的动力与活力。

可以看看这组数据：

前三季度，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1.3%和11.8%；

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万亿元提高到2022年的3.0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1.91%提高到2.55%；

科研人员总量从2012年的325万人年到2022年超过600万人年，规模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更值得一提的，是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化。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负责人表示，民营企业生来就是闯市场、搞创新的。数据显示，九成以上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从不同层面实施或计划实施数字化转型。

当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加上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赋能，带来的，会是蝶变。

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也都是各种评级机构、金融机构在预测中国经济时应该考虑在内的因素。

误判三：对中国政府债务压力的错误估计

按照穆迪报告中的内容，对地方债务问题的担心是穆迪此次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的重要考虑。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GDP初步核算数121.02万亿元计算，全国政府法定负债率（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为50.4%。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从穆迪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穆迪其实也意识到了自己这种“担忧”背后的不成立，报告中就提到，“中国有足够的财力和资源来有序过渡”，但在报告中，穆迪又暗戳戳带了一句，“政策的有效性正在‘接受考验’”。

表面上看，是穆迪错误估计中国政府的债务压力，实际上，是对中国政策有效性的质疑。

这是部分西方媒体惯用的套路，在对外媒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进行分析后，谭主就发现，外媒多以“中国经济低迷+寄希望于”的句式来报道中国相关的政策，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寄希望于某件事来解决某个问题”，而这件事和这个问题往往并不相关。

外媒借此想要营造一种我们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叙事，唱衰我们无力解决一些问题。

但事实是，我们一直是“干着年度的、盯着五年的、想着长期的”。

就拿穆迪特别“强调”的债务问题来说，近几年，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高杠杆风险，积极采取综合措施化解债务相关的风险隐患。

我国政府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我国地方政府杠杆率从2014年的23.9%降至2019年的21.6%，近几年，为对冲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地方政府杠杆率有所回升，但在全球仍处于低水平，处于较为安全的区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李若愚表示，衡量一个国家政府债务风险程度，除了要看债务水平外，还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储蓄率、债务结构等因素。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将为化解债务问题提供根本保障。

对于一个专业的评级机构来说，这些都应该纳入考虑的范围。

作为知名的评级机构，穆迪应该了解中国经济，更应该读懂中国经济，毕竟，市场机构一个错误的判断，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太大影响，但会让一家机构丧失其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