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北京向北400多公里，河北省最北端。一弯深深的绿色镶嵌于此。
　　
她叫塞罕坝。

在中国森林分布图上，相对于全国2亿多公顷的森林面积，这112万亩的人工林似乎有些微不足道。

在中国沙化荒漠化分布图上，地处风沙前缘的这一弯绿色，却显得弥足珍贵。
　　
她，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净水1.37亿立方米、释放氧气55万吨，是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
　　
三代人，55年。将昔日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相当于为每3个中国人种下一棵树，创造出当之无愧的生态文明建设范例。
　　
为什么是塞罕坝？

循着绿色的召唤，穿行在她的林海里，从每棵树、每个塞罕坝人身上，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矢志不渝的拼搏和奉献，对绿色理念的彻悟和坚守，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使命和担当。
　　
绿色奇迹
　　
——塞罕坝从一棵树到一片“海”的实践证明，以超乎想象的牺牲和意志苦干实干，荒原可以变绿洲，生态环境一定能实现根本性改善
　　
树，在塞罕坝是最平常的东西，也曾是塞罕坝最稀罕的东西。
　　
从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部驱车向东北方向驶去，进入红松洼自然保护区。在一整片低矮的樟子松林中，远远就能望见一棵落叶松兀自挺立。

20多米高，枝杈密布，主干粗壮，两个人才能合抱起来，树龄已超过200岁。

不知谁悄悄用红布把树干围了起来，树枝上还系着一条条五彩绳，随风飘动。

“这是树神吗？”记者好奇。

“我们叫它功勋树。没有这棵树就没有今天的塞罕坝。”林场党委办公室主任赵云国说。
时间回溯到清朝同治年间，她还是茫茫原始森林中的一棵小树。那时的塞罕坝，物产富饶，牲兽繁育，是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一部分。
　　
塞罕坝的命运从那时起遭遇逆转。

清朝晚期，国势渐衰，为弥补国库空虚，同治皇帝宣布开围垦荒。此后，树木被大肆砍伐，原始森林逐步退化成荒原沙地。
　　
塞罕坝展览馆里，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当年的惨境：光秃秃的山丘，狂风肆虐的沙地，难觅活物……
　　
往北是茫茫大漠，往南是京畿重地，这道连南接北的重要生态屏障，轰然倒下了。
　　
大自然的报复如洪水猛兽一般。西伯利亚寒风长驱直入，内蒙古高原流沙大举南进。

北京被几大风沙区包围，来自不同方向的“灌沙”让首都上空常常灰黄一片。如果不堵住这个离得最近的沙源，不扼住这个风口，首都的生态环境将难以为继。

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国家仍咬紧牙关，下定决心建一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被，阻断风沙。

此时的塞罕坝，荒凉了近半个世纪，自然条件越来越恶劣：年平均气温零下1.3摄氏度，无霜期不到两个月，降水量只有400余毫米。

1958年，当地曾搞了大唤起、阴河等小型林场，不但树没种活，人都快活不下去了，只好匆匆下马。

塞罕坝还能不能种树？种什么树？人们疑虑重重。

1961年，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副局长刘琨临危受命，带着6位专家登上塞罕坝。

10月，本应秋色斑斓，坝上却已刮起遮天蔽日的白毛风。他们先是在亮兵台和石庙子一带石崖下，发现被火烧过的黑黢黢的树根。反复辨认，确定是落叶松。

在凛冽寒风中行进到第三天，不知谁喊了一句：“你们看！”大伙儿的眼睛瞬间都亮了：渺无人烟的荒漠深处，一棵落叶松迎风屹立。
一群人扑上去抱住树，含着眼泪大喊：“塞罕坝能种树，能种出大树。我们要在它周围建起一片大森林、大林海！”

塞罕坝机械林场由此成立。

1962年，369人肩负使命，或坐车，或骑马，或徒步，豪迈上坝。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平均年龄不到24岁，127人是刚走出校园的大中专毕业生。

初来乍到，热血青年们干劲十足，两年种下6400亩落叶松。

但没过多久，他们就被当头泼下一瓢瓢冷水：辛辛苦苦种下的幼苗一株株接连夭折，成活率还不到8%。

“那年春节，大雪下了一米多厚，气温零下四十几摄氏度，我们愁眉苦脸地在坝上熬过了除夕夜。”81岁的退休职工张省回忆说。

比气温还低的是创业者的心情。是去还是留？

不服输的塞罕坝人沉下心来，找原因、想对策。

“不是树种的问题。苗木都从东北运过来，长途跋涉后根系大量失水，到了塞罕坝已经蔫了，哪还能种得活？”张省说。

外运不行。塞罕坝人决定白手起家，自己育苗。

“落叶松是阳性树种，幼苗期耐不了高温和阳光直射，以往通常采用遮阴育苗法。这样做产量上去了，但苗木就变得脆弱了，经不了风雪。”当年承担育苗工作的退休职工尹桂芝回忆。

于是，塞罕坝人反其道而行之，首次在高寒地区取得全光育苗成功。

通过早春播种、夏秋管护、冬季雪藏，塞罕坝人育出的幼苗，上面像个矮胖子，苗株短粗，下面又像大胡子，根须发达，透着壮实劲儿。

1964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决定塞罕坝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

林场职工集中在三面环山的马蹄坑，连续大干3天，在516亩荒地上种满了自己精心培育的落叶松幼苗。
这就是让每个塞罕坝人都难以忘怀的马蹄坑大会战。

经过20天焦急和不安的等待，奇迹出现了，96.6%的幼苗开始放叶，奋力而顽强地伸向天空，塞罕坝人在汗水与泪水交织中欢呼雀跃。

5年过去了，绿色不断萌发，希望不断升腾。

十年过去了，60多万亩树木让濯濯童山换了人间。

但上天对塞罕坝人的考验并没有结束。

12-26，天空阴沉，气温越来越低，雨越下越急，树木很快被厚厚一层冰凌包裹。瞬间，树枝断裂声铺天盖地，撕人肺腑。

那场雨淞灾害中，20万亩林木毁于一旦，十几年心血换来的劳动成果损失惨重。

林场老职工后代闫晓娟说：“妈妈含着泪投入到生产自救，当时坡陡路滑，在往山下拖断木时被大树砸断了左腿，落下了残疾。”

1980年，林场又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12万亩树木旱死。

毁了，从头再来。面对一次次灾难，塞罕坝人没被击垮。

凭着超常的恒心和意志，塞罕坝人仅仅用了20年，就造林96万亩，总量3.2亿多株。

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再次拔地而起，浑善达克沙地的南侵步伐戛然而止。

2000年，刘琨老人最后一次上坝，望着郁郁葱葱的连片树林，久久不愿离去。

2013年，他走完了90年的人生。按照遗愿，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亮兵台。

亮兵台，清朝康熙皇帝点将阅兵之处。今天，人们登临于此，看到的是一棵棵笔直的落叶松如一个个绿色卫士，守护着绿色疆土。

退休后的张省每次上坝一定要去亮兵台。那里有他种下的树，有他对故人无尽的思念。

三代人的青春和岁月，还清百年间历史欠下的生态账。

从亮兵台一路向西，落叶松林逐步过渡到樟子松林，高度明显矮了一截。

王建峰1991年到林场工作时，塞罕坝已完成大规模造林，一片绿色海洋。但没想到，他要去工作的三道河口却还是海洋中的孤岛，举目望去，沙丘连片。
“那时候没电、没路，也没多少人，进进出出都靠一匹白兔马，最难的是种不活树。”王建峰说。

“一年青，二年黄，三年见阎王。”在这块塞罕坝沙化最严重的区域，从落叶松到沙棘，再到柠条、黄柳，能种的都试了一遍，但种什么死什么。

塞罕坝通常采用裸根苗造林，但到了这里的沙地，裸根苗吸收不到水分。

王建峰又尝试用盐水浸根。他想，人渴了要喝水，树渴了也要吸水。这一大胆的设想依然以失败告终。

反复试验，他们终于找到办法：把在陆地上培育两年的幼苗，移植到容器桶内再培育两年。取掉容器桶进行栽植，既能保水，也能吸水。

三道河口终于开始由黄变绿。

时间走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开启新的征程。

塞罕坝的绿色攻坚，也向着更强的堡垒进发。

那就是最后近9万亩石质荒山。

“这些地方大多岩石裸露，土层只有几厘米，最大坡度达到46度，好比在青石板上种树。”林场林业科科长李永东说。

在这里种一亩树，成本至少要1200元，而国家补贴只有500元，种得越多搭进去的就越多。

更何况，当时塞罕坝的森林覆盖率已达八成，最后这一小块硬骨头，还有没有必要啃？值不值得啃？

塞罕坝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宣战。
“党中央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林场场长刘海莹说：“哪能只想着眼前值不值呢？”

认识坚定了，但行动起来却千难万难。

第一次上石质荒山，林场职工范冬冬看着寸草不生的山坡，心里直发怵：“怎么上得去啊？”

手脚并用爬了上去，第一项工作就是挖坑。按照整地技术规范，需要在山上挖出长和宽各70厘米、深40厘米的坑，一亩地要挖55个。

坑虽不大，可薄薄的土层下全是石头，挖变成了凿。拿起钢钎、尖镐，叮叮当当凿了没多大一会儿，双手就起了血泡。“当时北京市一所高中的学生来体验生活，几十名学生半天也没凿出一个坑来。”李永东说。

但最难的还不是凿坑，而是搬运苗木上山。坡度陡，机械无法作业，只能靠骡子驮或人背。一株容器苗樟子松浇足水后足有七八斤重，坡陡地滑，骡子扑扑腾腾爬两步，就累得呼哧带喘。“它们有时也给你甩脸色，闹不好就罢工。”范冬冬说。

骡子上不去的地方，就只能靠人背着树苗往上爬。常年背苗子的人，后背往往都有麻袋和绳子深深勒过留下的疤痕。

苦心人，天不负！塞罕坝人硬是啃下7.5万亩硬骨头，全部实现一次造林、一次成活、一次成林。
“剩下的1.4万亩，2018年将全面完成。”林场副场长张向忠说，那时，塞罕坝将完成全部荒山造林，实现森林覆盖率86%的饱和值，让绿色遍布塞罕坝的每一个角落。

“塞罕坝处于森林、草原和沙漠过渡地带，三种生态景观历史上互有进退，是全国造林条件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森林培育专家沈国舫感叹。

但塞罕坝交出的成绩单却令人惊讶：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达到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76倍，全国森林平均水平的1.58倍，世界森林平均水平的1.23倍。

塞罕坝人用行动证明，再难，树，都能一棵棵种出来；再难，绿色奇迹，都能一步步干出来。

绿色接力

——三代人，55年如一日，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森林。人不负绿，绿定不负人

大光顶子山，海拔1940米，塞罕坝制高点。

沿着石子路向上攀爬，一座五层楼高的望海楼映入眼帘。

浩瀚林海中，她显得突兀而又孤独。

46岁的刘军和47岁的齐淑艳11年前登上望海楼，当起防火瞭望员，就被“钉”在这里。

“望海楼”，望的是林海，观的却是火情。每天的工作就是每15分钟拿望远镜瞭望一次火情，做好记录，不管有无情况，都要向场部电话报告。晚上，他们再轮流值守。

简单重复的工作，坚持一天都让人心生烦躁，更何况是11年。

“当时怎么会选择这里？”记者问刘军。

他犹豫了好一会儿：“领导提出来的，听从安排。”

妻子齐淑艳说，丈夫长时间不跟外人接触，反应有点慢。前几天去坝下围场县城参加同学聚会，站在路边看着斑马线，愣是不敢过。同学们见了面谈天说地，他一句话也插不上。

驻守望海楼，注定要与孤独寂寞为伍。

夜晚，山上除了风声和野兽的叫声，还有两个人的呼吸声，静得令人害怕。夫妻之间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遍，连吵架都没话说了，索性不吵了。把望远镜调到最大倍也望不到一个人影，他们养的一条大狗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为了排解寂寞，刘军拿起画笔，每天花15分钟跟着电视学习。如今，望海楼里的墙上挂满了他的书画，“公鸡啄食”“葡萄熟了”……初中还没念完的他，硬被寂寞逼成了“画家”。

“我父亲刘海云是‘老坝上’，他一辈子就干了种树这一件事。把父辈种下的树养好、护好、看管好，这是做儿子的责任。”刘军说。

有了林场就有了望海楼。第一代望海楼俗称马架子，土坯砌墙、草苫盖顶，是创业初期塞罕坝最常见的房子。

“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这是“老坝上”遵从的基本原则。

“父辈那个时候住的房子叫干打垒，就是用土和泥推起来的。上山造林通常睡在牲畜棚里，有时就势挖个地窨子，一住一个月。”刘军说。

“渴饮河沟水，饥食黑莜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雨雪来查铺，鸟兽扰我眠。劲风扬飞沙，严霜镶被边。”几句无名诗道出了当时的境况。

没有路，从坝上到围场县城不到100公里的距离，要靠马车和牛车走上两三天，大雪封山后只能与世隔绝。

没有医院，职工一旦生病，轻的就挺着，实在扛不住才送到县城，早年去世的“老坝上”平均寿命仅52岁。

没有学校，职工自己当老师，“老坝上”的下一代大多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职工子女中还没出过一个大学生。
随后，望海楼逐步改造升级，但也不过是座简易的红砖房，不通电、不通水，取暖靠烧火。

刘军、齐淑艳一上山就住进这样的望海楼。

12-26，防火瞭望员刘军和齐淑艳在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一座“望海楼”前合影。新华

12-26，防火瞭望员刘军和齐淑艳在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一座“望海楼”前合影。新华

“那个房子，天一冷上下透风，炉火烧得通红，我们还裹着棉被冻得发抖。早上起来一看，馒头冻得梆梆硬，咸菜冻成了冰疙瘩，豆腐都冻酥了，那真是饥寒交迫啊。”齐淑艳说。

最让齐淑艳感到恐怖的是雷雨天，望海楼成为“吸雷针”，闪电打出的大火球从天而降，感觉一个劲儿地往屋里钻，躲都没处躲。“我以为自己快死了。”

来了不到一年，齐淑艳“崩溃”了，以死相胁要下山，刘军拼了命把她拦住。

见不到爸妈的儿子刘志钢也“崩溃”了。同学笑话他是没爹没妈的野孩子，志钢哭着给爸妈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来学校看他。正是防火紧要期，夫妻俩含着泪硬是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

防火大于天，望海楼绝不能没人值守。泪水只能往肚子里咽。

一次，齐淑艳好不容易有机会陪儿子，在给他洗书包时，发现一团已经被搓烂的卫生纸，打开一看，竟是几根长发。

“谁的头发？”齐淑艳警觉地问。

儿子支吾了一会儿：“你的。”

“你藏我的头发干什么？”

“想你了，就拿出来看一眼。”

齐淑艳一时语塞，只觉胸口堵得慌。她冲进房间，关上门，放声大哭。

慢慢长大后，对父母的埋怨逐渐变成了理解。刘志钢放弃了上海的工作，回到林场做森林消防员，成为“林三代”。

一有空闲，儿子会主动上山陪着他们。夫妻俩知道，这是爱的补偿，更是职责的延续。

现在他们住的望海楼已升级为第四代，2013年建成，底层是办公室和起居室，拾级而上，顶层是瞭望室，楼顶还有露天瞭望台。

如今，从红外防火到雷电预警，塞罕坝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立体防火监测系统。“但再好的设备也不能取代人眼的精确度，更不能取代防火瞭望员的责任心。”林场防火办副主任孙文国说。

塞罕坝仍有9座望海楼，其中8座由夫妻共同值守。

“先坝上、再坝下，先顾树、后顾家。”今天，尽管生产生活条件已经大为改善，但塞罕坝人的工作时间表仍然满是辛劳与付出。

为了植下新绿，施工员需要连续作业，整月整月地吃住在山上；

为了防治病虫害，防治员需要半夜2点出发实施喷烟作业，持续几个月；

为了防火安全，分场责任人需要驻守营林区，一呆就是半年多……

千层板分场场长于士涛的时间表有两个作息坐标。

一个坐标是孩子。

常常在儿子没醒的时候他就出门，儿子睡着后才能回家。以至于孩子两岁的时候，还把于士涛当作陌生人往门外推。

另一个坐标是鸟。

春天幼苗发芽后，成群的麻雀飞来啄食。为了驱鸟，让早起的鸟儿没食吃，他要起得比鸟更早。

在于士涛看来，养树比养孩子更要细心。“树出了问题不会哭、不会说话，只能用更多时间不停观察。”

12年前，这个在华北平原长大的“80后”，从河北农大林学专业毕业，第一眼就深深爱上了塞罕坝，一头扎了进来。

在北京工作的妻子付立华拗不过他，放弃高薪，也扎了进来。

“对林场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让我留了下来。我感觉自己就是属于这里的，每天走在林子里心情特别舒畅，会情不自禁地又唱又跳。”付立华说。

这段时间，于士涛忙着林木管护，付立华在山上进行森林测绘，两人十几天没有见面了。

“每天都会打一个电话，偶尔也会吵架，但话题一转到林子，一切矛盾都烟消云散了。”于士涛说。

塞罕坝的林子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在塞罕坝，没人喜欢坐办公室，不是在林子里，就是在去林子的路上。

塞罕坝人大都皮肤黝黑，透着微微的“森林红”，朴实内敛不善言谈，但一讲起树就滔滔不绝。

塞罕坝人喜欢用林场的树做微信头像，朋友圈里晒树的大大多过晒娃的。

爱树如子的塞罕坝人，干脆把林、森、松、杉这样的字眼放进孩子的名字里，大林、林源、乔森……

塞罕坝的林子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年轻一代的塞罕坝人，有的是林三代，有的是对这里一见钟情，还有的是被配偶“骗”来的。

但只要在这里扎下来，他们就会扎得很深很深，心甘情愿为这片绿色付出一切。

绿色贡献

——从因林而生到与林共进，三代塞罕坝人用青春与汗水铸就的绿水青山，在无声无息中变成金山银山，诠释着绿色发展的真谛，昭示着生态文明建设更加美好的前景

北京环境交易所，塞罕坝林场18.3万吨造林碳汇正在挂牌出售。全部475吨碳汇实现交易，可获益1亿元以上。

森林每生长出1立方米的林木蓄积量，平均可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这是大自然回馈给塞罕坝的巨大财富。

种好树，塞罕坝人有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用好树，塞罕坝人有一种自觉的生态意识。

“荒原变成森林，森林换来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在无声无息中变成金山银山，塞罕坝形成了良性循环发展链条。”林场副场长陈智卿说。

但仅仅5年前，时任千层板分场场长的陈智卿还在为职工每个月的工资发愁：“守着那么大一片林子，却感觉有了上顿就没了下顿。”

那是塞罕坝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段阵痛期。木材占林场全部收入的90%以上，销售渠道单一，主要供应给煤矿用于巷道支护。随着各地小煤矿接连关闭退出，木材价格跌入谷底。

痛定思痛，塞罕坝从生态文明建设大棋局中找准落子时机——

在林场一片实施改培作业的林地上，落叶松、云杉、桦树、樟子松、油松相伴其间，高低错落，层次多样，煞是好看。

工人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千层板林场内运输苗木（12-26摄）。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工人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千层板林场内运输苗木（12-26摄）。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造林施工员曾立民告诉记者：“当年人工造林时每亩按照333棵的高密度栽植落叶松，我们通过近自然管护，不断去除次树、选留好树，最终每亩保留15棵左右，再利用树下空间种上幼苗，高大的树冠能为树苗挡风抗寒，对病虫害的抵抗力也更强。”

这是塞罕坝独到的“砍树经”：过去“以砍养家”，砍树是为了卖钱；现在“以砍养树”，遵循去小留大、去劣留优、去密留匀的原则，完善森林生态链，让树木长得更好。

2012年，塞罕坝自我加压，将每年木材砍伐量从15万立方米调减至9.4万立方米，这一数量不及年蓄积增长量的四分之一。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红线之下，塞罕坝建立了极严格的林业生产责任追究制，一旦发现超蓄积、越界采伐林木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制，坚决追究责任。

东边不亮西边亮。少砍树不但没有砸了塞罕坝人的饭碗，反而倒逼塞罕坝人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同样是树，却能做不同的文章，与其卖木材，不如卖整株苗木。”陈智卿说。

把最擅长的育苗投入产业经营，塞罕坝人如鱼得水。几年时间，8万余亩绿化苗木基地一片嫩绿，1800余万株树苗可供商业销售，每年给林场带来近千万元收入。

一番转变之后，木材收入占林场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到50%以下，以前只有一条腿的“板凳”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撑点。

一番转变之后，塞罕坝人最终受益。目前，林场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9万多元，还有4万多元的绩效奖金。

这样的工资水平，不仅明显高于当地城镇职工平均水平，也高于全国林场平均水平。

在开发与保护的考题上，塞罕坝人常有意想不到之举。

眼下正是塞罕坝的旅游旺季，天南海北的游客纷至沓来。去年，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接待旅游者50万人次，门票收入达到4400万元。

游客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七星湖景区游玩（12-26摄）。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游客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七星湖景区游玩（12-26摄）。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按照规划，塞罕坝完全可以承受100万人次接待量，再轻松增加收入4000多万元。这可是几乎不用任何投入就可以落袋的真金白银。

但塞罕坝人却做出决定：严格控制入园人数、控制入园时间、控制开发区域、控制占林面积。

“塞罕坝再未批过旅游项目用地，再未增加过酒店床位，对超过限额的游客，我们只好拒之门外。”林场旅行社经理闵学武说。

塞罕坝人并非看不上这笔钱，而是算清了开发与保护的大账。

林场党委副书记安长明说：“如果生态效益没有了，用再多的经济效益也难以挽回。经济账和生态账、小账和大账孰轻孰重，头脑必须清醒。”

目前，林场正联合地方政府展开生态旅游环境提升行动，为住宿和餐饮场所安装小型污水处理器，并建设一座垃圾处理场。

行走在林场，可见一座座白色风力发电机分散其间。塞罕坝有优良的风电资源，但在引进风电项目时，林场管理者明确了只能利用边界地带、石质荒山和防火阻隔带，不占用林地，不采伐林木。

只要影响到树，影响到“绿”，眼前有大钱也不挣！塞罕坝人就是有这种“傻傻的抠劲”。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因小失大，不寅吃卯粮，不急功近利。

塞罕坝人的“抠劲”，彰显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

对自己吝啬的塞罕坝人，对周边居民却格外“大方”。

在林场，只要不在防火期，周围村民就可以进山采集野菜、蘑菇、药材等林下作物，一年可为一个家庭带来5000元左右收入。

在围场县，从苗木种植到旅游开发，从手工艺品制作到发展交通运输，越来越多的人争相搭上塞罕坝这趟绿色发展快车，每年可实现社会总收入6亿多元。

尝到绿色甜头的村民们，也深深烙下绿色意识。

紧邻千层板分场羊场营林区。34岁的村民程小刚7年前利用自家房屋办起了农家院，一年收入可达十几万元。

“从小看着这片林子一点点长了起来，没想到这些树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儿时，树木还没成林，程小刚的父母种地为生。树渐渐多了，草也长出来了，程小刚做起放牛娃。实施禁牧后，程小刚到县城做了打工仔。

直到小树林成为森林，游客渐多，程小刚抓住机会，自己做了老板。“我特别在乎这些树，看有客人出门，一定要提醒他们爱护每一棵树，千万别吸烟。”他说，村里人有个共识，宁可让家门上的门号牌掉了，也不能让防火责任牌掉了。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共生。

“林业超出你的想象，当人与森林和谐共处，能为彼此创造更多价值。”林场林科所所长程顺说。

守住绿水青山，塞罕坝创造了价值难以估量的金山银山——

曾经的皇家狩猎场，成为今天的动植物物种基因库。塞罕坝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261种，昆虫660种，植物625种，大型真菌179种。

在华北地区降水量普遍减少的情况下，当地年降水量反而增加60多毫米，为辽河、滦河涵养水源、净化水质1.37亿立方米。

周边区域小气候有效改善，无霜期由52天增加至64天，年均大风天数由83天减少到53天。

以现有的林木蓄积量，塞罕坝每年释放的氧气可供近200万人呼吸一年。

中国林科院评估显示，塞罕坝的森林生态系统每年提供超过120亿元的生态服务价值。

沈国舫评价说：“从造林、护林到用林，塞罕坝将绿色理念贯穿始终，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大自然没有辜负人的努力和付出——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年均沙尘天数为56.2天，如今已下降到10.1天。2016年，北京沙尘天仅有5天。

巨变背后，塞罕坝的绿色贡献功不可没。

更大的绿色奇迹，还在路上——

到2030年，塞罕坝森林面积达到120万亩，生态功能将显著提升，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绿色产业健康发展，建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现代林场。

这是一条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一条开创生态文明新境界的希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