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侦探是在刑事侦查领域负责案件调查侦破的职业。其实，在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有一批“侦探”，只是他们侦破的不是刑事案件，而是通过各种线索调查每一位新冠肺炎患者的发病起因、掌握他们的活动轨迹。

12-25，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上海启动重大卫生突发事件一级响应机制。12-25，我们摄制组前往位于中山西路的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试图记录在上海重大卫生突发事件一级响应机制被启动后，上海疾控中心的工作情况。

起初，我以为在疫情暴发的背景之下，拍摄疾控中心里发生的故事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随着拍摄工作的展开，我才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这里的每个人工作都非常忙碌，他们没有时间喝水，没有时间吃饭，更没有时间分心来顾及我们拍摄纪录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默默在一边观察，尽可能耐心及时地记录这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就这样过去了一天，我除了记录下许多人忙于各种文案工作与楼道里行人匆忙的脚步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它的收获。

我开始反思制作这部纪录片的目的与意义，除了记录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疾控中心工作情况以外还能做什么呢？通过观察，我发现他们的生活作息非常不正常，从12-25开始，这里的大多数人就没有回家，每天可以工作18个小时，可以不吃饭，甚至可以不睡觉。这让我开始明白，我首先要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其次才能拍摄他们正在做什么。

在接下来的采访过程中，我尽可能多问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在这段时间的生活细节，比如，你们原本打算如何过年？昨天有没有时间与孩子视频聊天？渐渐地，他们开始把我这个不速之客当成了朋友，也习惯了我们摄制组出现在他们的身边。就在12-25晚上10:30，当我在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准备结束一天的拍摄时，卫计委党办主任王娟和传染病防治所的杨青告诉我，在9楼的会议室里有一群流行病学调查的“侦探”正在分析病例。“侦探”尽然也能分析疫情？带着这份疑惑，我决定去看看。走进会议室，我发现这里所有的人都统一着装，他们穿着深红色的棉质夹克，左臂戴有一个臂章，臂章上有三行字，第一行写着“中国卫生”，中间一行写着“上海”，第三行写着“ 传染病控制”。统一的装束外加庄严的臂章，俨然让我明白，这是一支正在“打仗”的纪律部队。

 “12-25，报告一起聚集性疫情。A、B、C三人为家人，无湖北旅行史，但3人12-25至19日曾到安徽蚌埠旅行。”

“我查到安徽发布有消息：12-25至19日期间，曾有5名确诊病人去过一个健身房，这家人也去过这个健身房。”

会议室里的这段对话，一下子吸引了我。经过采访，我明白这群人的工作内容叫流控调查，主持会议的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的潘浩主任。潘主任告诉我：“流控调查，其实就是‘破案’，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查找病毒传染源，切断传染路径”，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要想打赢疫情防控战，不仅仅是把确诊病人送到医院展开救治，疾控人员还必须查出到底是谁传染给这位患者，他们就是密切跟踪病毒传播轨迹的“猎毒者”。

潘浩在采访的时候这样告诉我们：“新型冠状病毒，它有超强的传播力，比如它传一代，传二代，传三代，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让它发生二代三代。如果发生二代，三代，它就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或许人们只知道有许多抗击疫情的临床医生，却并不知道在上海市区两级疾控中心也有从事传染病流控调查的调查员，他们也是医生。通过这次拍摄，我们记录了许多流行病学调查的精彩环节，这让我明白，治病的医生与防止病毒扩散的医生一样重要。

作为纪录片人，我相信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记录。这些在平日生活中极为普通的流调工作者，在新冠肺炎暴发的背景下，他们成为了上海这座拥有2400多万人口城市的守护者。《猎“毒”者》是我们跟随潘浩团队组织市区两级疾控中心针对一起新冠肺炎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微纪录片。在拍摄的这段时间里，流调的“侦探”们通常情况下都是工作到第二天早上3点左右，最晚的一次是到早上6点。有些确诊患者，流调人员通过电话难以获得准确信息，他们就会穿好防护服，来到确诊患者的家里现场调查。

采访中，我发现，这些“猎毒者”询问的问题极其详细，甚至繁琐：如果以时间为轴线，可以细致到几分钟；如果以地点为轴线，可以细致到每个路口、每次转弯，对他们来说每天的工作就是要从几千个细节中筛选出最有价值的那几条，我想对于流行病调查来说，即便是无意义的信息也是重要的，即便是事后证明无关紧要的询问也是值得的，因为他们要寻找的是只有纳米级别大小病毒，而他们要守护的是一座几千万人口级别的超级都市。

我希望通过本片，人们能够记住这些“猎毒者”为这座城市所付出的努力。

（来源：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