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省富平县留招村,谈论盗墓似乎并不是一件忌讳的事情。记者要找一个人,一个曾经的盗墓者。
“什么刘金贵,我叫刘全贵,说吧,你有啥事?”面前的这个村民很热心。
“就是盗墓的那个,您知道吗?”记者小心询问。
“那就是我,我叫刘全贵,我盗过墓,有啥事,你说吧。”刘全贵大大方方就承认了,并把记者领进了家门。
刘全贵的妻子端来了茶:“你有啥好项目给他介绍一下,让他给你好好工作。我跟你说他这个人社交广,在这个塬上你打听一下,他这个人,人缘也好交际也广。”
“好了好了,你忙你的去。”刘全贵把妻子支开,开始讲述十七年前的盗墓往事。
1999年,刘全贵因为盗窃唐献陵1号陪葬墓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同村的另外三个人,其中的一名主犯被判死缓,至今仍在狱中。而当年23岁的刘全贵也在狱中度过了11个春秋,直到2010年出狱。他说自己就盗了那一次墓,因为运气不好,被举报抓住了。
尽管声称只盗过一次墓,刘全贵却对整个盗墓流程如数家珍。他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在当地的盗墓活动中,一般最少四个人为一组。在盗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确定好墓址,这个工作在刘全贵口中一点儿也不复杂。“在我们这里,要探个地底十几米深的墓穴,就像平日里伺弄庄稼一样,一大半人都会。”
富平县位于唐代古都长安北面,相距不足八十公里,地势较渭河平原稍有隆起,暗合坐北朝南遥望泾渭大川之义,在县境内分布有五座唐代帝陵,同时主陵位于蒲城县的献陵也有多处陪葬墓位于富平境内。刘全贵在1999年盗取的就是献陵的陪葬墓。
盗墓 没有笔记
“先用扎杆扎,扎一个两米多深的眼子,隔几十公分扎一个,最上面的土是种庄稼翻过的花土,再往下就是死土,然后是白茬土,最后是大花土,就是像马蜂窝一样翻动过的土,如果是大花土,那这地底下就是墓。“刘全贵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寻找墓穴是盗墓行为中的两个难点之一,但是也并不像网上流传的那样需要“分金定穴”或是“寻龙决”,只要在地上扎几个窟窿,有经验的盗墓者就能凭借对土质的了解,判断出墓穴的所在。
另一个难点则是定向爆破,用洛阳铲挖开表层的松土以后,盗墓者要用炸药把下面的土炸松,既不能炸垮坟墓又要把土炸松,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手艺活。除此以外,小说里说的那些故事倒有不少是真的:下墓时如果担心空气不流通,可以先丢一只公鸡下去,如果公鸡还在叫,人就可以下去了;人进入墓穴以后,挖上半个小时就要出来换人,不然在里面受不了;经过一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盗墓者的破坏,主墓穴一般已经没有什么残余文物了,“进去的时候就看墓上面那个蘑菇顶跟马蜂窝一样,不知道被盗了多少次了,要到墓道旁边的神龛那里去找。”
那这些技术和经验是怎么学来的?是祖传?还是文字记载的“盗墓笔记”?记者问刘全贵。
“哪有什么书,有的人爱研究,他就自己研究;还有的人是熟人介绍带进来的,就告诉他了;还有一些是外地来的师傅,你给他提供住宿,给他一个墓的位置,他就带着你做一次,然后你们两个平分。”刘全贵说。
刘全贵口中最厉害的一个“师傅”,是来自河南的杨斌,据说爆破技术了得,可以在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的地底定向爆破。
不过,再厉害的“师傅”也难逃法律追惩。这名“师傅”在几年前被捕入狱。但富平丰富的文物资源吸引着铤而走险者络绎不绝地抵达;有的财力丰厚的老板,直接出资招募当地贫苦村民帮他盗墓,“每个月都给固定的钱,提供工具让他们去挖,挖到了再额外给钱,没挖到也给基本的钱,就像上班发奖金一样。”刘全贵说,这些人一般很少被抓到,“抓到了也就判个三年,倒卖文物就判三年嘛,出来了接着倒。”
(记者注: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条 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文保困境:守着“宝山”的穷队员
对于富平县文物旅游局文博股股长井增利而言,他守着富平这个文物大县,却一直备受盗墓问题的困扰。手执盗墓技术的本地村民,觊觎墓中文物的私人老板,外地来“寻宝”的“老师傅”,都是他要提防的。
在吕村乡的一个公路交汇处,一名文物工作者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就是这个陪葬墓,今年被盗了,就是借着公路施工这个噪音掩护,他们就把墓挖了。”
这一说法随后得到了井增利的印证,被盗的这座唐墓是献陵陪葬墓5号(PM5号GPS坐标N34 °42’39” E109 °10’20”),距离富平县城不足十公里。
被盗唐墓
而在今年被盗的另一处唐墓——献陵陪葬墓22号(PM22号GPS坐标N34 °42’55” E109 °8’22”)旁边,记者看到了一处深不见底的盗洞。这两座唐墓都仍保存有封土——墓顶高三四米至七八米不等的土堆,墓穴位置从地表也能一望可知。
这名文物工作者还透露,这两起盗墓案的嫌疑人有可能是同一个团伙,目前已被警方抓获,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员,截止发稿,此案仍在侦破过程当中,尚无结果。
被盗唐墓
被盗唐墓分布
在富平县124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了五个唐帝陵,还有大大小小四百多个已被探明的古墓葬——其中七十二处是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但是负有保卫这些“宝藏”重要责任的,仅只是20名文保工作者。
“忙不过来,根本忙不过来。” 井增利摇着头说。满山遍野的文保单位要有日常巡查,就只能靠“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招募的业余文保员和线人。
巡山队员老陈的梦想
九月一到,老陈的工作就忙了起来,关中的玉米大多在国庆后收获,现在已经长得有一人多高,密密麻麻的玉米地,成了盗墓分子理想的藏身地。每个星期,老陈要把家附近的这一块古墓区巡上两三遍,每次要花上四个小时,如果发现新挖的盗洞,这个时间还要更长。
在这天的巡查过程中,老陈带着看看新闻Knews记者找到了几处新填的盗洞,这些盗洞直径约在六十至八十公分左右,填埋之前深可达十几米。在二十多年的业余文保员历程中,老陈无数次不小心踩入盗洞,挽起裤脚后,就可以看到他小腿上遍布的伤痕,每一个伤痕,都对应着一处盗洞;密密麻麻,难以计数。而每发现一个盗洞,老陈都要进行上报和填埋。
陈效民
“有一次我摔到洞里,三米多深,腿上流的都是血,后来我自己忍了一会儿把腿包好,自己爬了上来。”老陈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那次之后他还落下了腰伤,每逢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
而更让老陈害怕的,是一次次巡查中与盗墓分子的不期而遇。“有一次我刚走到这里,就看到那个树上站了一个人,吓得我赶紧跑。”老陈带着看看新闻Knews记者来到了当时的事发地。郁郁葱葱的玉米地里,只有一株树和一座坟冢突兀地屹立于原野之上,劲风吹着苞谷叶沙沙作响,连炸药爆炸的声音都能掩盖得下去,“我就怕他们把我打一顿扔到哪里都没人知道” 。
望风树
老陈说,当时他扭头跑出去就给文物所和派出所打了电话。但或许是树上的望风者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随后赶来的援兵扑了个空。老陈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看到盗墓分子,他的任务就是赶紧把位置上报。不要说没有执法权,有执法权一个人也不敢和他们起冲突。另一名文物工作者告诉记者,更多的时候他们也不希望遇上盗墓者,与这些亡命之徒狭路相逢会发生什么都不可预知,而文物工作者往往是手无寸铁,没有实力去面对殊死搏斗,“就是发现盗洞痕迹就处理掉,然后报警” 。而就在老陈之前受惊的地方旁边,就有一处因为地面沉降而显现出来的唐墓,这里曾发生过多次险情。
“我就看到几个人蹲在那里,一个穿着黑衣服,脸我也看不清,当时吓得我头发一下就炸起来了。”老陈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是心有余悸。而井增利在此处也遭遇过危险,一次巡查到这里,他感觉到附近的玉米地里有人,急中生智捅了一下执法队长:“快把枪掏出来!”话音刚落,藏在附近玉米地里的人四散而逃,井增利这才意识到,可能是误入了盗墓分子的包围圈。
井增利
井增利介绍,盗墓分子中不乏亡命之徒。曾经有一名文保员发现盗墓分子之后报了警,但是当时盗墓分子已经带着文物准备离开了,为了拖延时间等待警察赶来,他冲上去进行了阻拦,结果被几个盗墓分子砍伤,并因此落下了病根。
文物保护员合影
像老陈这样的文保员,在富平县还有四十多名,他们每个月承担着巡查和报告的任务,发现盗墓痕迹要及时上报,每逢重大节假日还要进行例行检查。很多人都是井增利在巡查过程中碰到,并发展成文保员的,“首先就是要忠厚老实,要可靠” 。井增利说,对于这些文保员,井增利只能每个月为他们争取一点信息费,而有的文保员出于保护需要不能公开身份,连一个月五十元的信息费都领不到。由于报酬不高,文保员多以留乡务农的年长村民为主。但是老人们腿脚不灵便,总是让井增利担心他们会在巡查中受伤。
而在65岁的老陈看来,做了二十多年业余文保员,没和盗墓分子起过什么冲突,已是万幸。现在,老陈只想把这份工作干到七十岁,尽管这份工作每个月只能为他带来五十元的酬劳。“为了钱我就不做这个了,去旁边工地上做个小工一天也有五六十块。”采访的最后,老陈有点害羞地说:“有个事情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想入党,能不能帮我说一下?”
老陈把入党申请书和历年来文物旅游局颁发的证书以及去延安参观的门票整整齐齐地装在一个包裹里,井增利说,认识老陈十多年,老陈一直怕自己有伤文保员不让他干了。能把这份工作干下去、入党,就是他的梦想。
献陵亦是闲丘陇
1987年从武汉大学毕业之后,井增利一直在富平县文物旅游局工作,在他看来,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有些村民不知道盗墓有多严重,也不知道发现文物要怎么办。”
今年九月,孙家村的村民成小刚在打井的时候挖出了一个汉墓,发现里面有两个汉代陶罐和一个铁罐,通过专家鉴定,这些文物属于一般文物,并不值什么钱,但井增利还是坚持按照奖励的最高标准发放了五百元奖励。
“可能这三个东西在文物市场上五百块钱都卖不到,但我们还是要奖励他。”井增利认为,这种精神值得鼓励。
在富平,走着走着脚底下踩出一个墓葬早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于挖出来的文物,村民们往往习惯扔在家里或者是随手卖掉,民间收藏家岳宗平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早年间他经常到农户里看看能不能淘出文物,结果在当地农户的牛圈里找出了唐代的碑文。
田间坟冢
井增利介绍,根据国家规定,只要是发掘出来的文物都应该上交国家,但现在还有很多的宣传工作要做。
而在刘全贵看来,贫穷是当地村民参与盗墓的主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参与盗墓的村民往往能分得上万元甚至是几万元的收入,很多家里盖房子娶媳妇没有办法都会铤而走险。
刘全贵说,2013年富平县有一个盗墓团伙落网,很多人都有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的盗墓经历。而即使是现在,村里仍然有人在偷偷从事盗墓,“我处理完了可以和你说这些,但别人的事我不能说对吧,人要讲义气” 。
现在,刘全贵终于意识到盗墓史一件不好的事情,但并不是出于对法律的畏惧。“那下面有邪气,一般下去的人十个有八个家里要出事,而且第一次下墓的人,出来后几个月都吃不进去喝不进去,中邪了一样,看着大太阳都觉得没光。”现在,刘全贵的主业是在家务农,他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当时的共犯陈宝胜挖墓更多,是村子里经验最丰富的人。
经过村民的指引,看看新闻Knews记者找到了陈宝胜的家,在这个简陋的院落里,连简易的家电也很难找出几样。邻居介绍,陈宝胜正在田里务农:“就在村口那个大冢旁边,你走过去就能看到他了。”
见到陈宝胜时,这个相关报道中“多次盗挖唐墓”的盗墓者,同行眼里资历最深的前辈正在玉米地里准备享用午餐——家里带来的馍。
陈宝胜
看到记者后他问道,你有证件吗?但对于递过来的证件,他又摆摆手,“我不认识字”。听说要拍电视,他高兴地咧开嘴,露出一口烟熏的黄牙,“要拍电视剧啊,那我唱个歌吧?”但面对镜头的时候,又羞涩地说自己唱不来,对于他的年龄和获释的时间,他一概记不清楚,只记得自己属牛,出狱后做小工挣了一万二买了一台电摩。按当地五十至六十一天的工钱,这是他腾出大半年的农闲时间挣来的,这笔钱和他当年盗墓的一万元报酬相差无几 。
“那时候家里穷,四个娃,宣传也不够。”陈宝胜说,“现在学了纪律了,知道违法了,知道不能再做了”。
陈宝胜的电摩
但地底的诱惑仍然吸引着不少盗墓者前来。
夜幕降临,月照长塬,墓边的一切事物都开始变得张牙舞爪起来,似乎要吓退每一个试图接近的人。井增利说,过去二十多年里的无数个夜晚,他和他的同事们就走在墓区旁边,看着月亮升起又落下,“刚开始只是觉得是一份工作,但是后来更多的觉得,还是要对这些流传下来的东西,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献陵华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全贵为化名)
(编辑: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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