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一开年，暌违十年的导演李杨，带着最新制作的电影《盲•道》和出版的第一本书《一意孤行：李杨自述》，回到公众视野。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深圳……他辗转各地出席讲座、签售等各色活动，忙碌而喧嚣，直到4月中旬才安静下来。

李杨谦逊、内敛，头发已花白，但眼神明亮、身形依然挺拔。在中国电影圈中，这位生于1959年的导演，另类而执著。十六年的导演生涯只拍了三部作品，从2002年的《盲井》，2007年的《盲山》，到今年12-25公映的《盲•道》，聚焦现实题材，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普通百姓：从矿工，到被拐妇女，再到乞讨儿童。

在他看来，视而不见谓之盲，忽略这些群体的命运就是盲，“我想通过这个系列‘扫盲’，让人们关注、思考这个社会问题，同时也留下我们社会的一个横断面”。

这些影片没有宏大场面和华丽特效，都与赚钱无关，注定票房黯淡。李杨曾四处寻找投资，砸入了全部积蓄，还多次抵上唯一的房产；请不动好的男演员，他就自己担纲男主角，甚至编剧、导演、美术、剪辑一肩挑。

在同行冯小刚看来，李杨是一个纯粹得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犟人，坚守着他的情怀和电影人对社会的那份责任。李杨则形容自己是个“一意孤行的人”：“我就是个固执的人，认准了的事，别人怎么想，是不是赚钱、有名，我都不考虑，只要认为是对的就去做。”

然而，执著成就了李杨，他早已是中国独立电影的响当当人物。《盲井》一鸣惊人，被法国《电影手册》评为当年全球十佳电影第二名，斩获柏林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盲山》锐气不减，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

一

这一次，新电影《盲•道》显然没了此前的幸运。

片子在今年12-25全国公映。李杨解释，选择这一天，因为他是一个“很二”的导演。该片开拍时，他心里就有数，票房肯定不会高，但他自己不在意，“在意的话压根儿就不会去拍”。

市场的确残酷。在几部春节档片子的冲击下，上映六天的《盲•道》在同期上映的几部春节档影片中显得并不乐观，排片占比0.21%。在某些省会城市，这部片子没一场排片；即便有排片，也多半是上午场或凌晨场。

影片温情的讲述方式也遭到影迷的质疑：“李杨从前像手术刀一样犀利的风格哪里去了？”“他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李杨有说不出的委屈。事实上，《盲•道》并不是他为流浪儿童这个主题设定的最初载体。

2006年，媒体有关少年“砍手党”的报道震惊了李杨，他开始关注流浪儿童群体，想拍这个题材，就顺着报道的线索对流浪儿童及其背后的群体和利益链条进行了深入调查，很快写就剧本《盲流》。

拍摄因为各种原因被搁置，李杨就先拍了《盲山》，流浪儿童成了他的一个心结。2014年6月，母亲突然瘫痪在床，李杨自己也已55岁，这让他切身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想做的事一定得加快去做”。于是他改换方向，虽然同样与流浪儿童有关，但故事更加温暖，定格在一个落魄的流浪歌手与盲人乞丐小女孩之间的彼此救赎，这就是如今的《盲•道》。

与前两部一样，李杨拍摄《盲•道》过程中遭遇了资金问题。原来说好的投资撤了，制作经费突然开出一百多万的“天窗”，李杨只得抵押自己的房子，维持剧组运作。

而且，主演演员要么要价太高，要么没档期。最后，李杨干脆自己出演男主角，还一人身兼导演、编剧、制片人、美术、剪辑数职，以降低成本。

资金的捉襟见肘，让影片拍摄注定仓促。“像条件好的剧组，能拍十遍二十遍，我却没有这个预算，我只能拍三遍。我知道这可能降低作品的水准，但是不这样，我可能就拍不完。”李杨说。

2015年5月，《盲•道》终于拍完，多亏了朋友们的帮助。得知李杨窘境后，朋友郭宇宽拿出自己的积蓄，又帮他找了关系不错的企业家凑了一百多万元，填补了资金缺口。

影片的后期，则幸得宗庆平和他的旗帜传媒的接盘。宗和李杨在大学就认识，“片子拍完后，他来问我后期怎么办，宣发上院线有没有可能，我知道他希望我帮他解决。他既然开了口，我们就当做公益，把这个项目接下来。”

李杨直言想为弱势群体说话，“哪怕有些瑕疵，也一定要跟观众见面，这样你的思想才能传达。”

2016年7月，李杨拿到了《盲•道》的公映许可证。

二

在等待《盲•道》审核的一年多里，李杨心烦意乱。为平静内心，他写了一本书，取名《一意孤行》。

在这本书里，李杨记述了他从童年时期萌发的对电影的热爱与痴迷，追寻并实现这一梦想的艰难步履。

李杨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父母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1961年的一天，两岁的他被父亲抱着，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样片放映室看《延安游击队》。父亲在其中扮演的游击队长，为掩护战友被敌人抓住，遭到严刑拷打后即将被枪毙。这紧张的一幕，让李杨的心揪到了一起，他突然大喊着“爸爸，爸爸”冲向银幕。

电影梦想的种子就这么不知不觉在李杨的心田里种下。但父亲坚决不同意儿子这个梦想，说打死都不能让他当演员。李杨赌气回嘴：“那等你死了我再当演员。”一语成谶，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李杨也考进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国家话剧院）当上演员。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杨看了大量的外国电影“参考片”，被那些世界大明星自然而生动的表演折服，“直到1982年，我才有了明确想法，就是下决心学电影，最终当电影导演”。

1985年，李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推荐信，离开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导演专业。两年后，他又选择退学，决定自费去西德留学，“希望看到更大的世界，看看电影故乡的电影人正在怎么做电影”。

按照当时国家的规定，大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服从工作分配，并且要工作五年后才能申请出国留学。李杨当时已经28岁，“如果再等七年才能申请出国留学，恐怕这一辈子我都没机会了。而且当时的女朋友也要出国，就是为了心爱的人，我也愿意放弃一切追她而去”。

1987年8月底，李杨怀揣仅有的400美金踏上了留学之路。先在西柏林自由大学攻读艺术史，1991年转至慕尼黑大学戏剧系。为了生活，他当过演员，做过中餐馆的跑堂，搞过装修，还在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当过播音员，后来在巴伐利亚州立电视台找到了一份摄像助理的工作。

他在德国的生活日趋平稳。但当导演拍电影的梦想，总在夜深人静时跳出来啃噬他，“难道我就这样坐在花园里，喝着啤酒，任凭年华老去？”他心有不甘，决定先从回国内去拍摄纪录片开始。

李杨先后拍了《妇女王国》《欢乐的绝唱》《痕》三部纪录片，前两部分别聚焦云南摩梭人、哈尼族的风俗文化，《痕》则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它们都被德国的电视台收购，《欢乐的绝唱》《痕》还入围了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片单元，并获得提名。

1995年，李杨还拿到了科隆影视传媒学院导演系的硕士学位。但毕业后，他的第一想法就是要拍故事片。1996年他从德国飞回中国，
他发现当时国内电影业并不景气，电影制片厂一年最多拍一到两部电影，三五百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几乎没有电影院；城市各个角落充斥着录像厅，放着盗版的海外电影。

但他也听到了兴奋的消息：王超和贾樟柯都是用很小的成本（三四十万人民币）拍成了电影《安阳婴儿》和《小武》。他们拍的是独立电影，与国营的电影厂没有任何关系。这让李杨眼睛一亮，“我也可以自己掏钱拍电影”。

他立刻给自己订了三年计划，飞回德国闷头赚钱，然后回国拍电影。2000年，他曾在著名导演黄建新的邀请下，担任了电影《谁说我不在乎》的副导演，片子拍了四五个月，算是对国内的电影拍摄和制作流程有了直接的感受和经验。

2001年初，为了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想，李杨带着十五六个大箱子回到北京，租住在一套空调开起来呼呼作响的一室一厅老房子里，“我当时虽然有钱，但没敢租大房子，也没有买车，因为那些钱都是为拍电影准备的”。

三

回国圆梦的李杨，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去北京朝阳区图书馆泡着，在成堆的文艺杂志中搜寻能改编成电影的小说。2001年初夏，他在《十月》杂志上一口气读完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欣喜若狂。

这个讲述煤矿杀人诈骗案的故事，对人性的善与恶，对人性的纠结和挣扎描写非常深刻，正是李杨想通过电影表达的东西。他把它像宝贝一样藏在抽屉里，故意不去碰它。过了两天，拿出来再次读，依然能打动他，“就是它了”。

在一个小餐馆，就着花生米、拍黄瓜和豆腐丝，喝着冰镇啤酒，李杨向作家刘庆邦表达要立刻买下《神木》的影视改编权的想法。刘庆邦坦陈了自己的担忧。他曾经通过朋友将小说推荐给几位第五代大导演，没人对这个题材感兴趣。大家都认可这是一部好小说，但拍成电影肯定赚不到钱：小说写的是底层矿工，里面没有女主角，场景又不在城里，拉不到赞助，也不能植入广告。

然而，李杨的态度坚定。他从包里掏出事先备好的合同和几叠现金，当即签下《神木》。

为了改编出有真实感的剧本，李杨在《中国煤炭报》一位记者的陪同下，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一路向北，开始探寻煤矿之旅。从河北、山西、内蒙、宁夏，辗转到陕西、河南等地，李杨接触了北方所有的产煤大省，发现矿工在煤矿的生活异常艰辛。

他们住的是窑洞或地窝子，到处是黑色的煤尘，连被褥上都落满了煤灰、煤渣。他们的生活，每天就是挖煤、吃饭、喝酒、睡觉的循环。唯一特别的仪式是，月底发了工资，就去城里寄钱回家，有的顺便喝酒找街边女。矿工们说：“我们就是一块肉，是几块石头夹着的一块肉。”

在拍摄中，李杨坚持要去地下300米的小煤窑拍，不用道具搭景，以保持电影的真实质感。走在只有木桩撑着的矿井隧道里，嘎吱嘎吱的声音会从黑暗中传来，片子还没拍完，那矿井真的塌方了，两死几伤。矿主跑来找剧组借车，想尽快安抚家属，封锁消息，和小说情节一样。李杨只好带着剧组转场，几经周折，总算在开封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国营煤矿。

经过一个多月的拍摄，《盲井》在2002年春节前夕杀青。此时的李杨，在给演职人员发完工资、给各个器材公司付清账款后，变得一贫如洗。为了影片的后期制作，他只得硬着头皮向母亲和两个弟弟借钱，可还是不够。最后，一位好友透支信用卡，李杨才得以补齐后期制作费用。

2003年，44岁的李杨生猛地闯入了中国电影圈。

这一年2月，他背着投资300万元的处女作《盲井》的拷贝飞到德国，受邀参加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竟然获得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随后该片还获得第5届法国杜维尔亚洲电影节、第2届美国纽约崔贝卡电影节、2003年荷兰海岸电影节等各项大奖。在法国《电影》杂志评出的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中，《盲井》排名第二。

这部电影被认为是中国独立电影的代表作品之一，李杨亦被归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中的一员。

四

此后，李杨一直执著于现实叙事，拿电影打量社会现实。他震撼于被拐卖妇女的新闻，跑到四川，花了两个多月，采访了几十个被拐妇女，数月辗转在人贩子、买家、被卖当事人之间。2007年，《盲山》诞生，讲述的就是逃不出大山的被拐妇女的故事。

李杨选择的这条路，注定了不被市场看好。《盲山》开机前一周，投资人突然撤资。李杨只好把自己的房子抵押，投了450万元。但预算还是很紧张，电影里的演员大都是临时工，扮演女大学生白雪梅的黄璐原本没演过主角，扮演农民黄德贵的演员其实是个木匠，扮演他母亲的是村里妇女主任，扮演父亲的则是原来人民公社的大队长。扮演其他村民角色的也都是当时剧组里的场工师傅和道具师等工作人员。

但对李杨来说，这部电影的最大突破在于，通过正式公映与国内观众见面，让他终于脱离“地下”状态。当初的《盲井》在全世界获得了很多奖。每次李杨拿着奖飞回北京，只有一个人默默回家。这其中的落差让他觉得不满足：“我一直在问我拍电影是为什么，我的电影更想让中国的观众看到。我的根在这儿。”

在与影评人谭飞的一场对谈中，李杨红了眼眶，“我终于亮剑了”。他希望通过电影来关注社会问题，引起人们的反思，“这份成就感比拿奖什么的重要”。

十六年拍三部电影，从男人、女人到小孩，李杨的视角从未离开弱势群体。

这些故事他并不陌生，“文革”中父亲被打倒，含冤离世，自己被寄养在姨妈家。在艰辛的环境里，邻居会主动款待李杨，哪怕只是粗茶淡饭，对当时的他来说已足够温暖。“和他们在一起让我觉得很舒服、自在，在豪华的地方反倒不舒坦”。

“越了解他们，打动我的故事越多，越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把这些故事拍出来，不拍不行。”李杨说，是那些人和事逼着他去做这样的电影，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也要倾诉，要呼吁，如果不这样，我会崩溃”。

“对我的电影，有人批评有人赞扬。大家要不要关注我的电影，其实不重要，重要是的它作为扔进湖里的石头，最终能散发出多少涟漪，爱的涟漪。拍一部好电影的价值比抄10万遍金刚经有用得多。”李杨说，“盲系列”电影的完成，终于让他不再纠结下去，他觉得对得起那些人和事，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时代。

巡游全国的李杨，目前已回到北京，他称正在筹拍一部励志片。

“当下的中国电影，人民币比人民重，钱途比前途更清晰。”李杨的大学同学、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评价说，这其中的李杨或许真是个“一意孤行”者，但他不会独行，路还长，时代终究不会走向盲道，“可能一意孤行者，只是提前出发的人吧”。

（看看新闻Knews记者：邓全伦 编辑：小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