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都是母亲。她们人生的前半段，都冻结在12-24。家没有了，孩子没有了。甚至，连孩子的遗体都没有找到过。所有和过去相关的物，要么剩下一两张手机里的照片，要么全都没有。她们做了一个选择：重新做一次母亲，生命重新来过。

朱小华：一直会想，地震的时候他在哪里，他会是什么样的，他会喊谁？ 

早晨的阳光照进新北川县城，朱小华牵着儿子的手走向校车。这是新一天的开始，正如同儿子也是朱小华新生活的开始。

朱小华的上一段人生结束在2008年的12-24。地震的消息传来时，朱小华在绵阳打工，她发疯一样地想立刻回到家，站在路边，看到往那个方向开的车就拦，求别人带她一程。

朱小华的大儿子任君洋在地震中消失了，没有找到尸骨。孩子当时只有4岁半，一同离去的还有朱小华的父母。

朱小华的婚姻也没能熬过去，她离婚了。这样的家庭在北川彼彼皆是。两个伤心的人，要么彼此扶持跨过这道坎，要么各自去寻找新的支点，好让生活继续。

“有的时候自己去幻想，他地震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当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他会是什么样的，他会喊谁？反正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就会去想这些东西。地震后包括知道他不在了，还是都想象他应该在，有时候就想，要是有人救援的时候把他救出来，或许被什么好心人收养了，都不敢相信他已经真的不在了。”

那场地震的残酷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朱小华生命中曾经最最重要的人——儿子，只留下几张模糊的照片，这是当时朱小华在QQ空间里上传的。她给我看这些照片，是个圆脸的可爱小男孩，和小儿子很像。她告诉我，儿子挺乖的，挺懂事。我问她，儿子在你心中的印记有没有模糊？她说没有，从来没有，儿子不在了，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她生命的一部分，照片模糊了，记忆不可能模糊。

“有时候他还问你，妈妈你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哥哥一个我，他说你为什么总是生男孩。” 

“我会把这些事都告诉她，因为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东西，不想对他隐瞒。”

“虽然现在还是有孩子，但是不是有一句话说，忘记过去就等于是背叛嘛， 真的不愿意去忘记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去忘记？我希望它轮回是这个孩子，但是很理智的觉得不是，因为我觉得不可能。” 

朱小华的儿子和摄制组

朱鸿锡，朱小华再婚后生育的孩子，6岁。眼神机灵活泼，性格大胆又有点任性。在新建的北川县城里，像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有很多，他们都是汶川地震之后出生的。用朱小华的话说，这是她现在生活的中心，绝对的中心。

“他每次出门的时候我的心就一下子上去，他在外面玩，我心里一直担心。当他进门的那一刹那，然后我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朱小华的安置房没怎么装修过，唯一的“装饰”就是孩子们创作的各色涂鸦。从2岁的时候开始，儿子就喜欢在白墙上乱涂乱画。朱小华说，如果是以前，早就打孩子了，但是现在不一样，经历过失去，她对这个孩子太小心翼翼。只要孩子想干的事情，不超出范围的，就让孩子自己去做，不管他了。 

刘宴碧：每到周末就特别难过，总希望她能出现在门口，从学校回来了

刘宴碧同样是地震后再生育的母亲，但是和朱小华不一样，刘宴碧在地震中失去了大女儿，小儿子幸存了。地震后一年，刘宴碧40岁，她又怀孕了。刘宴碧满心期待这会是个女儿，“那样的话就觉得大女儿又回来了，生出来一看，是个男娃，就觉得老天跟我开了个玩笑，为什么不是女娃呢”？ 

刘宴碧带我们去了北川老县城，去了北川中学遗址。那里是女儿余婷生命的终点。在这里，刘宴碧点燃了带来的纸钱，开始祭奠。每年，都是这样的。

“于婷，‘512’八周年，我们爸爸妈妈还有小弟弟来祭奠你。”

“于久华，这是你姐姐，姐姐于婷。你知不知道，姐姐走了，没跑出来，然后才生的你，知道吗？姐姐要是在的话，都24岁了。”

小儿子在边上嘟囔着：我是小弟弟，我是小弟弟。孩子还不能理解，妈妈在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8年前，余婷是北川中学的一名初三学生。余婷留给父母的，除了伤痛，就只剩一块校牌了。地震过后，刘宴碧的丈夫却去曾经的寝室楼废墟里找，想要看见孩子，但是没找到。唯一找到的，就是一块有于婷招牌的校牌，校牌上那张模糊的照片，成为于婷来过这个世上唯一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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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中学的遗址，如今是个长满青草、绿油油的土堆。这里也是北川中学遇难师生集体公墓。挖出来的，没挖出来的年轻生命都躺在底下，数量接近2000。而在整个“512”大地震中，有6000多个家庭失去孩子，数千对父母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彻骨心通。 

杨建芬：她还未长大，我已经老了 

官方统计显示，震后北川共有1000余个有意愿再生育的家庭，然而这其中，有三成母亲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再生育，56岁的杨建芬就是其中之一。

2008年地震，48岁的杨建芬失去了17岁的女儿方娟。一年后，她接受政府的再生育救助，打算冒着高龄危险再拼一个孩子，杨建芬选择了试管婴儿。

“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痛苦呢，很痛，要抽血，打针。因为岁数大了，心里头又难受，受了打击，就说你这个没办法了，各个方面全部都检查，就说你没办法了。” 

那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绝望，杨建芬几乎崩溃了。她和丈夫最终决定，领养一个孩子。那一年，杨建芬53岁。

这个家庭重新有了欢声笑语，孩子的一举一动牵挂着杨建芬的心。这个小小软软的生命是她内心全部的希望所在。但是在单独面对我的时候，她吐露了心底的忧虑：“因为我把这个孩子带大我都70岁了，她才17岁。想着未来，就是暗沉沉的。没有办法，我们岁数比较偏大了，孩子太小，只能过一天看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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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1/7》的镜头对准了这些从地震中走出来的母亲们。她们有的重新做了妈妈，有的再生育失败，还有一些面临着现实和未来的困境。八年太短，短到无法让她们走出那场灾难带来的心理阴影，然而，无论她们经历了怎样的八年，这些母亲，这些家庭，正用他们的艰难经历和行动，诠释着生命的意义以及对新生活的向往。

致敬母亲，你们的勇气，让生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