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半，整个上海都进入了梦乡，但在陆家嘴某栋写字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电话铃声划破了夜空的宁静。

“你刀子丢开了吗？”

“血还有没有在流？伤口有没有包扎？”

朱建慧只问了两个问题，屋内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朱建慧头戴耳麦，和来电者交流；来电者的声音，只有她听得到。她捏着铅笔，时不时在本子上记下要点。

“爸爸妈妈的电话能不能告诉我一个？”

“你现在在哪个大楼，能说清楚吗？”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电话，这是一条24小时的防自杀热线。

朱建慧是全国一千多名志愿接线员中的一位，她今天值的是上海接线站的大夜班。

朱建慧的声音低沉，语速适中，表情镇定。如果不是她反复捏手上的铅笔笔尖，几乎感受不到她也有些微的紧张。她试图和来电者拉近距离，反复地说“我好担心你”“你一个小姑娘怎么照顾自己”这些句子传达出她的担心。

来电者是一位女孩，她说自己只有15岁，但已经是第三次割腕了。

据她的表述，似乎人身自由被人控制。因为很少得到母爱，她并不希望父母来救她。朱建慧反复确认女孩的地址和亲友电话，但女孩一直无法表达清楚。房间里很安静，除了朱建慧间或发出的提问，只能听到空调运转的机械声。
电话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

朱建慧放下电话时，天已经亮了，时钟指向5点。

最终，女孩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也在朱建慧的引导下转移了注意力，扔掉了刀片，暂时脱离危险。但朱建慧只能根据她的表述，推断出她的大概位置。女孩的确切地址和家人电话，依然没有问出来。

“我们会持续随访，尽可能获得她监护人的电话，确认她的生命安全。一旦我们知道她的具体位置，就会马上报警。”朱建慧声音嘶哑。

放下电话后的她不再像接电话时那么冷静。“我从业五年了，真的很少在凌晨接到正在实施自杀者的电话。这个小姑娘太让我担心了。”朱建慧握着拳头说。

整晚没有合眼，朱建慧的眼睛里有些血丝，嘴唇有些发白，头发也略显凌乱。

一整个晚上，朱建慧都在接电话。平均一个电话持续一小时。晚上6点钟叫的豆腐脑外卖，10点半才吃完，而且分了三次——因为没吃几口，电话铃就会响。

在我国，2000年的自杀率为19.4/10万；到了2012年，这个数据下降至7.8/10万。自杀率在下降，但自杀的新闻却从没有断过。

朱建慧的工作，就是通过对话，阻止自杀事件的发生——至少，让电话那头的人能暂时放弃自杀的念头。

一整夜，记者跟着朱建慧一起，进入了好几段不同的人生。从电话铃响，到放下电话，除了性别和大概的年龄，来电者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但通过一根电话线，电话两端的人就这样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信任关系。

这也是已有5年历史的希望24热线开通的初衷。

希望24热线是来自台湾的心理咨询师林昆辉在大陆创办的。

最初，他只是看中了大陆广阔的心理咨询市场，但在实践过程中，他感觉到有更多人需要得到帮助：“我吸引志在于此的同道中人和我一起做自杀干预这件事，但目前在国内，只能做到热线帮助，还不能实现面对面服务。”

接线员全部是不要报酬的志愿者，林昆辉要求，接线员必须有二级心理咨询师的执照。全国目前已经建立了20几处接线点，共有1000多位志愿者加入。

朱建慧的接线工作一周值班一次，但需要两头跑——因为她生活在苏州昆山。每个星期二，她从家出发，坐公交，到昆山火车站坐高铁，到上海站转地铁，抵达上海接线点进行工作。

“并没有你想像中的这么难。”当记者问及如何能够坚持这么久时，朱建慧轻松地说，“我已经习惯了接线，就好像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和带孩子是一样的。我们从事这一行，看起来像是救助了别人，其实也是从不同的人生当中收获，滋养了自己。”

李燕也是一名接线员。不同的是，她供职于北京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这是隶属于北京回龙观医院的一家官方机构热线，李燕的工作是全职的。

在百度、知乎上输入关键词“自杀”，首先跳出来的就是这条北京的心理援助热线。

这是全国最早开通24小时服务的心理干预热线，迄今已有15年的历史。也因为这样，这条热线在抑郁症患者的群体当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由于人力所限，目前仅能做到白天开通7条，晚上开通4条。

“督导是为了保证我们接线员的通话质量。”这条热线的负责人之一王翠玲告诉记者，“我们对每一位接线员的通话内容都会进行录音抽查，确保他们的回答是足够专业的，如果存在问题，我们也可以马上进行指导。”

接线员李燕最近正好遇到一个棘手案例：一名18岁的青年反复自杀，而且采取了好几种自杀方式，属于十分高危的情况。王翠玲告诉李燕，这种反复自杀未遂的案例，极有可能是对方希望通过自杀这种方式，来获得别人的关注和关心。“要通过不断地随访，确认他安全。同时告诉他，我们一直都很关心他，很在意他。”

心理援助热线是目前环境下自杀干预的最优方式。但这种方式干预成功的前提，在于自杀者自觉自愿打电话。可是，并不是所有自杀者都有勇气拨通这个电话，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拯救那些“不想说的人”呢？

2012年，网友“走饭”在微博留下遗言后自杀，她的那句“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刺痛了很多人的心。从此，这条遗言的评论区成为了网友的“树洞”，评论数截至目前已突破80万，平均一个星期增长评论7千条。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朱廷劭注意到了这条微博，他将这些树洞里的评论当做密密的丛林来挖掘。

根据朱廷劭团队的调查结果，树洞中的用户平均年龄为21岁，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大专和大学。

“我们收集了几十个已经自杀和实施过自杀者的微博关键词，建立起了自杀词典。再根据自杀词典来建模，通过映射去筛选这些疯狂增长的评论中，有自杀倾向的那部分人。”记者采访的那个星期，7000多条评论中，有400多条评论明确指向了自杀意图。朱廷劭的团队给这400多条评论发去了私信，但令人遗憾的是，回复者只有二三十人，回复的人中，还有极少部分，态度非常恶劣。

“我觉得我们做的是一个桥梁的工作。”朱廷劭强调，“我们能用这种方法找到那些不想打电话，但愿意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的人。如果能和专业的心理干预机构合作，我相信能救到更多的人。”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朱廷劭通过记者了解到希望24热线这样的机构，希望和对方取得联系。

目前，心理研究所和希望24热线的合作正在推进中。

希望24热线的创始人林昆辉给记者展示了2017年5月份的工作数据统计。表格清晰地显示了来电总数、来电地域区分、来电者的性别、职业、年龄等等。数据很精确，但林昆辉皱着眉头，似乎并不满意。

“这些数据不准确。”林昆辉止不住拍着桌子叹息。

据统计，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两倍，高危自杀人群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集中在60岁以上的老人和农村地区的人群。但是林昆辉告诉记者，来电数据统计中，这两个部分人群的数字反而是最小的。

“我们很努力地做宣讲团，进入社区、学校、居委会，向居民科普珍惜生命的教育。但是，“60岁以上”和“农村地区”这两个人群，我们一直很难普及到。”

林昆辉的团队中，除接线员外，还有1000多人的宣讲团成员。他们希望把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地方，让更多人远离自杀的冲动。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梁红多年以来也致力于这一工作的推动。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是国内目前最为权威的心理干预机构之一，在重大危机事件，如地震、泥石流等灾害性事故发生后，他们的团队会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对幸存者进行心理干预。

“国内目前对农村老人的自杀问题主要的防范措施是控制自杀工具。比如经过研究发现，喝农药是很多老人选择自杀的方式，那就控制农药售卖的环节，尚未售出的农药要保管好，已经售出的农药要关注用途去向。”这是非常传统的方式，却有很好的效果。

数据显示，中国近十年来的自杀率有明显的下降。

对自杀干预工作来说，没有什么比“防患于未然”这五个字更加重要。

今年7月，希望24热线开通了学生专线。

国内目前已经有40多所学校和希望24热线达成了合作协议，当学生打通学校的心理干预电话时，接线员正是希望24热线的工作人员。

在林昆辉看来，一个人能够从小建立起珍爱生命的意识，并在成年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这种意识，才是降低老年自杀率的关键。

热线能帮助到尚有求生意识的人，计算机能检索到表达出轻生意念的人，宣教团可以找到不知道如何求助的人。

如果把自杀干预领域比喻成一块拼图的话，中国的这块拼图，正在越来越完整。


（看看新闻knews记者：王抒灵 林羡德 实习编辑：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