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25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继续就“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展开主题演讲。

张教授提出了“政府是善”，这一理念更确切地说是政府是必要的善。他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是因为有感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经常使用的一个观点，叫做“政府是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在西方历史上，由于专制政府带来包括宗教迫害、极端主义和神权战争在内的很多问题，西方很多人，特别是英美政治文化中，把政府看作是要做坏事情的，也就是说最好是不要政府，但现在现实中又做不到，所以要对它多多限制，防止它做坏事。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谈政府的作用就是“守夜人”，新自由主义的口号就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西方主流政治学也类似，一谈政府就联系到威权主义。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称之为叫做“利维坦”，一种让人害怕的怪兽。人们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下必然产生的互相残杀，不得已请出这个怪兽建立有威权的国家。

回想中国历史，我们的传承是不一样的。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它的人口和地域的规模百倍于欧洲小国，这也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非常大的。我们古代长江也好，黄河也罢，这些都需要跨流域、跨省份的治理。还有各种自然灾害的频发、大国戍边征战的需求等等，都需要比较强势、比较有为、比较中性的政府来发挥作用，否则人民的生活就要遭殃，朝廷就要失去天命，这种政治传统延续至今。

从历史比较来看，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候大都和比较强势有为的朝廷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人传统中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善”。与此相适应的还有就是中国渊源流长选贤任能的传统，即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而不是像欧洲上千年是一种世袭贵族的统治。从传统来看，中国政府的作用比较中性。也就是说它在多数情况下不代表某个特定利益阶层。应该说中国这种文官制度领先欧洲上千年，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欧洲到了19世纪才从中国借鉴了文官考试制度。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于强势政府的态度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发挥中国党政体制在推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注重和尊重经济规律，弱化甚至终结不必要的政府干预。这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盲目崇拜西方模式、自废武功放弃党的领导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实西方自己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强调政府干预以来，除了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之外，已经很少再有人否定政府的作用了。从保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到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到防止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毕竟现代国家的功能已经非常全面了。即使在西方国家里，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以强政府著称的，法国总统的权力明显大于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的政府作用也比较大。美国今天是“特朗普模式”，在许多美国人的眼中已经成为滥用职权的代名词了。比方说他最近对于无法赢得中美贸易战恼羞成怒，甚至发文“命令”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引来美国工商界和经济界人士普遍的吐槽。

西方国家在自己历史上也是政府开路、炮舰政策、持剑经商，英国商人扩张到哪里，英国的军舰就跟到哪里。英国对整个印度的控制很长时间里都是通过英国的国企“东印度公司”来进行的。发展中国家凡是采用了西方的政治模式，面临最大的挑战，也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所讲的“软政府”问题。“软政府”的执行能力非常弱，政府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地扯皮，往往连修建一条公路的共识都达不成，结果是国家现代化举步维艰，人民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改善和提高。

所以张教授认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把目光投向中国模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势。当然我们要承认政府作用过大也会产生副作用。政治权力过大导致“寻租”和腐败、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严重的问题，这些都只有通过不断改革来解决。

（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