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6,美国决定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惩罚性关税。12-26,美国启动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由此充分暴露美国政客对“贸易战”的态度是一意孤行、顽固到底,美国践踏世贸规则、践踏各国开展合作的良好意愿,也失信于历史。
美方不断“挖坑”
坑人坑己
使世界“危机四伏”
历史上,美国总是善于制造危机,更善于在所制造的危机中得利。二战之后,美国曾多次主动挑起针对日本和欧洲的贸易战。其中,美国对日贸易战的时间跨度大约为1985-1995。这次对华贸易战是又一次典型的“挖坑”行为,坑人坑己。其实,美国的不负责任与坑人坑已行为不是第一次了。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是美国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但美国采取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政策收缩在北美,其结果导致了1929-193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美国总是在塑造敌人,并且喜欢陶醉在“敌人威胁”的想象中。但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别人,是其自身骄纵偏执的政策。最近一次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美国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在全球经济需要各国努力跳出底谷的关键时刻,重拳出击将不少国家打回“谷底”。美国毅然决然发动“史诗级”的“贸易战”,必然导致全球层面的政治保守以及民粹主义抬头,这对世界经济乃至全球治理而言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首先,汹涌的失业潮在世界各地起伏。2008年经济危机初期,相关机构公布的失业数据让世界心惊,而超高的青年失业率更让媒体惊呼世界正迎来“失业的一代”。期间,在2015年5月,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元区失业率上升至12.2%,创下1995年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新高,欧元区近1/4的青年无法找到工作。与此同时,2015年年初,抢滩欧洲的非法移民潮汹涌澎湃,欧盟为之震荡,面临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难民危机。难民危机与失业危机汇流加剧了欧洲的价值观分歧。最近,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预计在全面“贸易战”情况下,美国高速公路以及装备制造行业的失业率最高,将达到10.2%,紧随其后的是建筑装备制造和采掘业,均为10%;从失业人数来看,由于消费量大幅减少,零售业将失去31.1万个岗位,批发业和医疗产业将分别失去25.7万、19.2万个岗位。“贸易战”导致的失业潮具有溢出效应,将使各国民众人心惶惶。
其次,全球资本流动进入低谷期。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8月的报告,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债券和股票投资、银行借贷和其他投资)相比2007年缩水65%,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规模由1.8万亿美元下降至近1万亿美元。在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下,美国带头提出“本国优先”的口号,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动力明显熄火。同时,中国对美投资锐减。据美国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的统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额在2018年头五个月只有18亿美元,同比减少了92%。原因很复杂,但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进一步加速中国对美投资下跌的趋势。12-26,特朗普宣布根据美国301法案,将对价值超过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收关税,由此开始了反复无常、不断恶化的中美贸易摩擦。全球范围长周期、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性减弱,必然导致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粘性减弱、战略互信减弱,取而代之的是疑惧、敌意的螺旋式上升。
第三,在金融领域,美国以“剪羊毛”的方式收割别国。在历史实践中,美国交替使用量化宽松与加息两手政策,维护其美元霸权。第一手,量化宽松,即 在早期持续注入流动性,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影响国际投资机构将业务方向转至发展中国家,大量“热钱”进入后,炒高相关国家的房地产、股市、期市、汇市等,当泡沫吹大后再将热钱迅速抽走,造成民众恐慌和跟风撤出,造成该国股市、房市暴跌,引发经济危机。然后这些金融资本再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该国的核心资产,洗劫该国积累的财富。第二手,美元加息(往往配合“贸易战”),即美元升值导致各国外储缩水。对所有新兴市场来说,美元加息意味着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将会不断提高,而且外资将加快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撤离,其货币很可能将短期内大幅贬值,没有外汇从国际市场购买所需产品,更直接停滞其出国,经济出现恶性循环。
2018年,英国朱比利债务活动研究机构公布的一份数据表明,南部非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在过去两年内增加了50%,为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该数据指出,导致历次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美国利率回升所致,“历史似乎正在重演,自2014年来,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下跌幅度已超过40%,而美元升值幅度已达15%。”贸易、科技与金融等手段并用,美国希望世界顺从其霸权,但美国政客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历史规律:“欲令其亡,必先疯狂”。
美国不自信
冷战思维加剧
使世界“赤字加剧”
当今世界,不仅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也面临信任赤字。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开始明显不自信。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2015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8.7%降至56.8%,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则由19.0%上升至39.2%。这一巨大变化使美国越来越难以接受自身实力的相对衰退,不惜通过贸易进攻主义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国际地位。近年来,美国当局强调“筑墙树敌”,不愿继续以合作的方式化解治理难题,“退、缩、反、逆”态度与趋势明显。
退,即退群,其他国家受益、对美国不利不公的都要退出。美国先后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全球移民协议》、退出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退出《中导条约》等,一再展现出孤立主义倾向。如同过去在军事上肆意干预一样,美国不负责任地收缩和逃避国际责任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军备竞赛加剧、地区冲突升级、难民问题扩散、恐怖主义蔓延、民粹主义盛行,给国际社会带来新的威胁和不确定性。
缩,即利益关切收缩在北美,收缩在自己身上。美国不是想着通过积极合作的方式摆脱危机,而是以制造危机的方式,使局面更加恶化,甚至使美欧关系出现“裂痕”,两者不再是铁板一块。不少欧洲学者表示,“点火容易、灭火很难”,美国当局擅长点火,不擅长灭火。欧洲学者纷纷强调,对美欧关系而言,稳定的政治关系或经济关系不能基于美国政客的灵机一动,必须要有规矩,唯此经济界才能放心投资,政治领域的战略合作才有基础。位于美国纽约的国际关系智库“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认为,特朗普严重高估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如果中美爆发“贸易战”,美国的多数盟友都不愿看到中美冲突,将开始疏远美国相关政策,以对冲风险。
反,即反俄、反华政策更加突显,冷战思维加剧。12-26,美国决定成立针对中国的“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Committee of Present Danger: China)”。历史上,该委员会成立过三次。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初冷战开启,第二次是80年代里根政府发起星球大战。这两次主要对准前苏联。第三次是本世纪初9•11事件后的全面反恐。这次当前威胁委员会成立是美国历史上第四次,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威胁”的严重性己形成多方共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阴魂”在美国保守主义分子身上仍挥之不去。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伍尔西、白宫前首席策略师班农等对华强硬派。他们的主张是,华盛顿应击退中国对美国全方位的渗透和破坏,如军事、高科技、5G网络、意识形态、人权、宗教自由等。中美贸易战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意识形态战、法律战、科技战、文化安全战等。
逆,即逆全球化,开历史倒车。贸易保护主义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反对的是多边主义、全球化。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极端贸易保护措施,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和WTO规则,冲击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2019年3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的一篇报告《2018年贸易战对美国价格和福利的影响》(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S. Prices and Welfare)分析了贸易战对美国价格和福利的影响。文章认为,到目前为止,高关税的全部影响都作用在了美国国内消费者身上,2018年提高关税行为的综合影响已将美国制造业的平均价格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贸易保护看似美国生产商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但实际上这种对定价行为的干扰和改变是不利于自由贸易的。此外,美国提高关税的政策和其他国家的报复性行为对供应链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全球价值链的重组可能会给在美国和中国投资的公司带来巨大成本,因为他们必须将资本和投资设施转移到其他地方来避开贸易战。美国发起“贸易战”的行为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已”。
总之,美国当局的咄咄逼人是典型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赤裸裸的经济挑衅。美方任性妄为的行为,是逆潮流而动,中国必将严阵以待,毅然亮剑,打赢这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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