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新常态”运行中的中国经济，2015年GDP的增长速度为6.9%，这一速度已经是改革开放38年以来最低的了。而新近公布的2016上半年增长速度惯性回落至6.7%，由此给人的直接感觉是经济下行压力还在，下行惯性是否得到遏制呢？

进一步还会提出以下追问：其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能够止跌回稳？其二，速度走势是否已经开始“筑底”、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底部究竟在哪个点位？其三，速度背后，中国经济运行方式和动力结构转型的实际质量如何？

联系对于经济增长态势的见解，持乐观判断的学者，主要以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作为讨论分析依据，且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说明继续保持相对高增长的现实条件，从而判断只要找准改革深化发力点，就能够使中国经济继续回到相对高增长轨道。

持相对悲观观点的学者，主要是强调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转型升级的“惰性”、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特别是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难点难以克服，导致经济下行之势难以得到遏制。持这一见解的个别学者甚至说，“中国经济走势绝不是’L型’，而是’1字形’的直线下滑”。

悲观也好、乐观也罢，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深化推进改革开放，仍然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显然在当前，如何研判当下中国经济运行走势，十分重要。

从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统计的主要指标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经济前行态势持有积极乐观的判断。

首先，今年上半年GDP增长6.7%，分季度看，一、二两个季度速度持平，似乎开始显示出“走平”、“筑底”的迹象。然而，另外一个指标，却又让人“纠结”，这就是上半年的投资数量有所回落， 增长幅度已经回落到个位数（为9%）。对此存在不同解读。持乐观判断观点学者认为，投资增速回落到个位数，正是说明中央政府已经改变以往那种“大水漫灌”的宏观调控做法，政府投资没有出现麻木扩张，这也符合投资结构优化、投资主体从政府逐步转向企业和民间的改革取向。与此同时，构成GDP产出需求总量的另一个指标内容的外贸出口，受外部市场不景气的影响，货物贸易出口也比去年同期下降2.1%。可见，在投资和出口数量均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的情况下，消费增长的强劲势头，填补了投资出口增长贡献的不足，支撑了GDP的稳定增长，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3.4%，比上年提高13.2个百分点。这也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力量逐渐转向以国内市场支撑为主，同时也说明了经济发展更好地满足居民消费增长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与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任务要求相符合，也正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

而持相对悲观的观点对投资下降态势的解读是，总体上的投资回落，反映出企业对未来发展预期的积极性不高，特别是民间投资同比增长仅为2.8%，增速比全部投资低6.2个百分点。由此，推理认为民间资本素有市场灵敏度高，对未来预期判断能力强，如此低速的投资信号，不正是说明企业家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不乐观”倾向吗？笔者认为，对此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宏观微观互动关系加以检讨。在宏观经济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环境下，产能过剩的总体态势必然会对企业家投资决策带来影响，加之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也增加了对新的投资选择的复杂性，必然表现为微观的企业投资行为的审慎性，出现投资有一定幅度的回落现象是一种相对正常的经济现象。况且，对于民间资本而言还有金融体制、投资准入等方面的体制的改革配套条件的掣肘。因此，不能用投资回落、特别是民间投资的较明显下跌去判断中国经济不乐观。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新旧动能的转换有很大的挑战性，难以一蹴而就，一定存在许多痛苦和困难、存在较大的成本，需要有定力和恒心。经济领域中的一些新现象新数据，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体现实实在在的效果。比如，看新设企业数与注销退出数的对比，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4万户，上半年共注销吊销企业87.82万户，平均每天“死亡”的企业数4852户，这反映了当前市场经济还是很有活力的。看企业的新生与消亡之间伴随着新兴技术和传统产业技术之间的变化，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1%，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5个百分点。看服务型产业与传统制造型产业领域的企业结构的变化，上半年，第三产业新登记企业数同比增长30.2%，崭新登记企业总数的81.1%。也正是服务型产业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就业数量的增长，使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同时，就业却能够有所增长。这也同样反映出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和质量的优化。

客观上说，技术升级具有相当的难度，需要相当的时间积累。但是，统计资料表明，2015年，我国研究与发展（R&D）的投入比上年增长了9.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其中企业的投入占77%。今年，各地进一步加大R&D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国家统计局对R&D核算方法进行改革，将研发投入从原来的中间消耗修订作为固定资本形成，会计记账方式的调整将会更加鼓励和引导企业重视该项开支的投入。一个可喜的统计数字就是，今年上半年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16.4万件，同比增长41%。

历史经验证明，对于技术进步需要保持持续的投入和执着的行动，尽管这种投入要产生效应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不能对此有什么畏惧、不能有所犹豫。现阶段，更加需要的是，提振信心，对后发展国家技术进步和赶超行动的一般规律有清醒的认识，砥砺前行，结合结构性改革，及时发现并呵护新技术发育成长，着力变革技术进步政策和企业组织政策，加快技术进步节奏步伐。

宏观经济走势的另外一个制约因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有学者对2008年1月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提出批评，认为“现行的劳动合同法让中国损失几十万亿”。意思是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不恰当地抬高了中国企业运营的成本，使之失去市场竞争机会，以至于将此因素视作拖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因素。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客观、不科学、不成立。

首先，客观上说，经济增长的快速度与劳动者的贡献分不开，经济增长成果应该首先让劳动者能够得到分享，正是这样也有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形成劳动者与经济增长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我们也注意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进步的不同方式和不同阶段，对劳动生产率进步节奏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造成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比产生偏离，这种偏离与构成企业生产产出能力和效率的多个生产元素相关，不能只是将之归结为劳动者工资成本的上升。因此，说劳动者工资上升影响企业竞争能力和企业发展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一种无视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歪理”。当然说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拖累中国经济转型和保持持续相对高速增长，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如何消解，不是没有应对之策可以寻求。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等，对于如何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我们其实已经“脑洞大开”——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公司治理机制变革，从产业准入、政府服务、物流组织、技术进步、推行“普惠金融”和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社会保障费用负担缴交，还有企业内部的管理优化和劳动者技能学习培训提高，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条件和企业经营业务流程环节，这些招数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作者：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晖明

（编辑：贺璟岚 实习编辑：祝闻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