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6晚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王绍光教授两位主讲人就“全面小康：14亿人的成功”展开了主题演讲。

谈到扶贫，王绍光教授谈了谈中产阶级，这中间有一个概念上的跳跃。2020年，所有人都摆脱绝对贫困以后，其实还有很多人是在刚刚摆脱绝对贫困到还不到中产阶级这个最低的门槛。对这些人的关注，实际上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在过去10年20年里面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要降低不平等，即使中产阶级里面不管用什么标准算内部差距也很大。第二件就是要降低不安全。这个安全不是说上街被抢了、被谋杀了这种安全，这里说的是人类不安全，就是总觉得会有一件事情危及你的生计，比如说得病或者失业。这两方面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首先是缩小不平等的问题。王教授在90年代做的研究基本上全是关于不平等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不平等确实非常严重，而且还有恶化的趋势。中国的不平等是多方面、多领域的，最大的两个不平等是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有多大？当时上海是中国最富的，人均收入是当时最穷省份贵州的8倍。同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生活的差距如此之大。1999年，中央政府决定西部大开发，要努力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到了2002年，全国的差距就开始下降。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地区差距变得越来越小，贵州现在已经不是全国最穷的省份了，地区差距总体上有一个趋同的趋势。另一个就是城乡差距，90年代时城乡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消费水平差距其实到2003年以后就开始下降了，然后收入水平差距在最近几年也开始下降了。由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是中国总体不平等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两方面的差距下降以后，中国总体的不平等水平这两年几乎没有再上涨，而且已经出现了一点点的下降趋势，这是很了不得的成就。

第二是降低不安全。关于不安全，我们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推出了低收入保障、医疗保障、退休保障、失业保障和生育保障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保障。以医疗保障为例，2002年时，中国绝大多数人看病都是私人掏腰包。世界卫生组织当年有一个统计称，私人掏腰包这一部分的钱占整个医保费用的钱，中国的比例在当时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我们在180多个国家中排倒数第四、第五，有60%的钱都要自己掏腰包，而到了现在是28%左右。从60%降到28%意味着什么？现在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的平均都高于28%。所以从这个数字来看，变化非常之快。

当然，我们还有理由不满意，还可以做得更好，但王教授也有其他的考虑。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一直讲要降低不平等和不安全、要政府多投资做这方面，但现在想来其实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水平也还不是那么高，在社会保障方面花太多的钱有时候可能超过我们的能力，所以还得实事求是回到中国的现有条件，要量力而行，随着经济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的保障水平越来越高。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