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三大悬案之一“华城连环杀人案”不仅夺走了10名女子的生命,更改变了很多“看似无关人”的人生轨迹。
根据这一案件改编的电影《杀人回忆》2003年上映,在第24届韩国电影青龙奖、第40届韩国电影大钟奖、以及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中拿下十多个奖项,轰动一时。
案发后,4名被指认为嫌犯的男子在接受警方调查后以跳楼、跳河、卧轨等方式自尽......近10名优秀警官在调查过程中选择自尽或辞职的方式,彻底告别警官人生。
12-25,东方卫视看看新闻Knews韩国记者权小星,专程前往华城,访问了三位被华城杀人案彻底改变人生的警官。借此机会,一同回顾这场改变了韩国、也改变了这三名警官命运的连环杀人案。
"如果这个案件未破,那么我们两个人中,总有一个人该跳楼谢罪。"——河升均(时任华城连环杀人案调查总指挥之一)
“即便是到了如今,每天会梦到被杀害的10名女子,有时候还是会睡不着,甚至会偷偷流泪。”——表昌园(时任华城警察署机动小队队长)
“我是一个失败者,对于受害人家属,我与犯罪嫌疑人无异。"——金福俊(时任华城警察署刑侦大队副队长)
当年的通缉令
韩国华城连环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被锁定,系56岁的韩国籍男子李春在(音译,下称“李某”)。根据警方公布的信息,目前李某正在以无期徒刑的身份在釜山监狱服刑,但在此前的调查过程中,李某极力否认自己与案件的关联性。
最新调查结果的出炉,是否意味着受害者的在天之灵得以慰藉?而因为本次案件改变命运的三名警官,如何看待本次案件,他们的遗憾是否能够得以缓解?
共同的“负罪感”
对于所有曾经参与过华城连环杀人案调查的警官来讲,“负罪感”是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汇,也是我见到每一位参与者时,所听到的最多的词汇。
在韩国犯罪学研究所办公室,我见到了时任华城警察署刑侦大队副队长金福俊(Kim Bok-Jun)。
金福俊
接到我的采访邀约后,金警官丝毫不介意我没有提前预约便贸然前往,而是说“我希望此刻,让更多人能够知道我们心中曾经的负罪感,以及此刻的感动之心。”
金福俊说,在听到警方宣布破案以后,他立刻和曾经的上司、连环杀人案调查的总指挥者之一、时任水原警察署刑侦大队队长(记者注:华城警察署于1991年从水原警察署分离)的河升均(Ha Seung-Kyun)通了电话。而在那一通电话之前,两人已将近一年没有通过电话。
河升均
“河警官已经是超过70岁的人了,且身体并不是很好,心脏一直都有些问题。不过,正如在1990年侦破案件的时候,河警官曾和我说,如果这个案件未破,那么我们两个人中,总有一个人该跳楼谢罪。
时间纵然过了很多年,但这起案件,一直是他心中的痛。每当我们两个人一联系,就会不由得谈到那起连环杀人案。”金福俊解释道。
他回忆道,接到案子可能告破的消息后,自己第一时间就给河升均打了电话。两个硬朗的男人在电话中“几乎哭了一大场”,直到接到一些媒体的求证电话时,才如梦初醒般醒了过来。
“当时,我和河警官说,希望这并不是一场梦,我们作为一名警察,一名调查者的使命也终于达到了;而河警官的一句话则是,我生为警察,此刻终于死而无憾。”金福俊提到。
虽然未能亲眼见到河升均警官,但通过金福俊的牵线,我也和河升均通了电话。
接到我的电话时,河警官正在去华城警察署的路上,虽然时间仓促,但可以感受到,电话里的他仍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之心。他说,案发以来,一直坚信“上天有眼”,虽然案子如今早过了公诉期,但曾对家属及民众作出的“将犯人绳之以法”的承诺,总算可以实现了。
这种负罪感,不仅成为萦绕在所有警官心中的一块巨石,更令许多当时的警官改变了自身的前途。表昌园便是其中的代表。
表昌园
表昌园,如今是韩国最知名的犯罪心理学家,经常在新闻及综艺节目中露面,并被认为是韩国普及犯罪心理学的第一人。
此刻的他,已经辞去警察大学教授的职位,并离开了警界,在时任共同民主党(现执政党)党首文在寅(现任韩国总统)的“三顾茅庐”之下,进入政界,并活跃于不同场合。
见到表昌园时,他刚刚忙完一天的日程,从国会出来。一见面,他就对记者说,“即便是到了现在,还是会梦到被杀害的10名女子,有时候还是会睡不着,甚至会偷偷流泪。”
1990年11月,第九起连环杀人案发生时,表昌园刚从警察大学毕业,时任华城警察署机动队小队长。他是第一批到达案发现场的人员。
看到又一名女子被奸杀、现场摆放着凌乱的衣物及冬日裸露的身体时,表昌园先是将自己的外套披在女子身上,然后下定决心,希望将第九起案件办成“铁案”,尽快侦破。
案发现场照片(受访者提供)
“其实《杀人回忆》这部电影我也看过,但有一些部分还是有虚构成分,比如电影里将杀人犯描述成不留任何证据的完美主义者,但当时我在奸杀现场发现了多个抽过的烟草、袜子、女性内衣等可用于证据的物件,并通过对于目击证人及周边人员的审问,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应该是20多岁、内向、较为冲动、谈恋爱经历较少等多个特征,发现杀人犯与被杀女子间均没有相熟之处;
可惜,当时韩国的审问技术停留在军政府期间,对心理学没有过多探究,更别提监控及DNA检测技术了,这也成为我心中的痛。”表昌园回忆道。
1998年,表昌园申请停薪留职,并前往引入DNA鉴定调查机制的英国留学,攻读犯罪心理学。回国后,他成为一名犯罪心理学教授。
“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开朗、外向的人,要说我为什么要经常露面,并在公共媒体上宣传犯罪心理学分析,似乎是华城的十名受害者,给我留下的使命和任务。”
金福俊则在最后一起杀人案的公诉期结束后的2006年辞去一线工作,前往韩国犯罪学研究所,主攻DNA分析等科技犯罪分析。
河升均原定的退休时间是2006年6月,虽然因为其卓越的工作及调查经验,成为韩国警界数一数二的“杀人犯对手”,但嘴边却一直挂着“我是一个失败者,对于受害人家属,我与犯罪嫌疑人无异”。
最终,因为负罪感过重,即将退休的他于2005年10月突然宣布辞去警察职务,选择在华城地区附近的一家体育中心担任管理员,并将当时的部分证据拿到家中,继续探索案件。
河警官的日记本(从1990年一直记录至今)
困难重重 从不放弃
事实上,正如表昌园所述,犯罪嫌疑人在现场留下了种种证据。
根据警方信息,1986年至1991年,在同一地区有10名女子被杀害,期间警方搜查了约21000个嫌犯,鉴定570组DNA、180根毛发、40116枚指纹,此外,还有近600件如金福俊、表昌园这样的一线警官所发现的证据。此外,还有一名幸存者,以及数十名目击证人。
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技术及监控体系的制约,这些证据很难完成对于杀人犯的锁定。
金福俊表示,有些证据中的DNA完整度甚至不足10%,而且警方当时并没有DNA分析的相关设备,因此,只能将华城及周边地区的所有20到30岁男性的登记指纹,与现场发现的指纹以肉眼对照。
此外,警方对于DNA检测的经验也非常缺乏。当时,韩国警方不得不把从遇害女性体内发现的精液,送至拥有检测水平的日本警方,但在邮寄及样本替换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导致未能得出理想的效果。
案发现场调查照片(受访者提供)
这种情况在2018年7月出现了转变。
当时韩国警方及相关机构公布了一则通稿,称只要有完整度在10%左右的DNA及其他身体有效特征的片段,就可以针对不同的DNA片段进行相互比对。但当时并没有人知道,这个技术会成为破案的关键。
不过,无论是金福俊,还是表昌园,都提到了一个细节:警察后辈们,将几乎所有当时留下的证据全部保存了下来,件数达到600余件。
对此,曾在华城警察署专案组工作、目前担任京畿南部地方警察厅发言人的严警官非常坚决地表示,许多警官前辈在这个案件中或自杀、或抱有负罪感,虽然根据往常的经验,已过公诉期的案件证据将不予以保留,但这些证据最终被保留了下来,正体现了所有警察同仁的执念、不甘心,以及对于许多前辈牺牲的致敬。
这些被小心保留下来的证据,在新技术开发以后,得以重见天日。
至于2018年研发的技术,为何于2019年才得以使用?金福俊解释道,受到当时证据及身体特征的储存技术的限制,部分证据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需要进行复原后,才能够用于检测。
案发现场调查照片(受访者提供)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的大街小巷均能够看到的监控摄像头,其实也是华城案的受害女性们为韩国留下的遗产。
案发至今,韩国已覆盖了近100万个民营及国家机构运营的摄像监控系统。首都首尔也成为全球摄像头及监控系统覆盖最为密集的城市。
后记,未来可期,还是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表昌园这样的专家,即便是其他连环杀人犯,也将目光指向了李某。
曾因奸杀20余名女性而被称为“韩国第一连环杀人犯”的柳永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杀人只要一开始,就无法停下。如果这么久仍未被捕的话,我判断(华城连环杀人案)杀人犯应该就在监狱里服刑。”
受到这段分析的启发,韩国警方将监狱中的奸杀案犯人,与受害者身体发现的DNA进行了比对。最终发现,来自第3、第7及第9名受害者衣物及身体上的残缺DNA片段,与李某的DNA基本一致,三起案件的作案者,指向同一人。
不过,记者也从警方处了解到,专案组在1991年发布的通缉令显示,通过对于第4、第5和第9个受害者的血迹分析了解到,施加暴力并残忍杀害的犯罪嫌疑人的血型是“B型”,而记者翻阅清州地方法院的判决记录时,却发现法院对于李某的血型判定为“O型”。
上述判决记录显示,根据法医鉴定,李某奸杀的小姨子体内所发现的精液的血型是A型,而受害者(小姨子)的血型也是A型,所以,李某的血型只有可能是A型或O型。鉴于李某自己承认自身的血型是O型,因此法院认定李某的血型为O型。
此外,根据韩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已接受两轮警方传唤调查的李某坚决否认犯罪事实,并在监狱中未出现任何异常反应。
嫌犯李某(模拟画像)
针对这个疑问,记者也请教了几位受访者。
京畿南部地方警察厅的负责人表示,虽然鉴于个人隐私层面的考虑,无法对外透露具体的调查信息,但DNA比对检测的可信度高达99.9%,且比对监测的效力受到了相关机构的认可。
此外因为记录问题,目前无法确认1991年嫌疑人血型被定为B型的具体检测方式,因此警方在进一步着手调查的同时,也希望公众能够信任警方的信息披露。
表昌园凭借自己的犯罪心理学专攻,认为李某之所以否认嫌疑,一是考虑到案件本身的公诉期已经结束;二是若被定罪,李某追求很久的假释将成为泡影。
“此外,李某所在的狱区备有电视,因此他也完全可以看着外界的新闻,而准备下一步的战略。”
有趣的是,被指认为有力嫌疑人的李某,不仅曾看过《杀人回忆》这部电影,而且曾看过两次,一次是被动看电影,另一次则是主动要求在狱中看这部电影。而在狱中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他还和周边的狱友一起谴责电影中的杀人犯。
此外,李某的原籍就是案发地京畿道华城郡(现华城市)。直到第10起案件发生后的2年内,李某仍一直居住在这里,该地也是1986年第2起、1987年第6起案件的案发地。直到1993年4月,李某才搬到韩国忠清北道清州,并在清州因奸杀妻妹,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事实上,这起连环杀人案,无论是给曾被指认为犯人的普通人,还是正在调查的警官们,都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一场连环杀人案所破坏的不仅仅是十个女性及其家庭,还有更多看似无关的人。
我们得到京畿南部地方警察署提供的数据,有四名被指认为嫌犯的男子,在接受警方调查以后均以跳楼、跳河、跳铁轨等方式自尽,此外还有近十名优秀警官在调查过程中选择自尽或辞去警察工作。
其中与金福俊并列担任副队长,甚至一度被警方获得二等功的宋某署长更是因压力过大,在辞职后不足三个月便离开人世。
此外,因为其中一名受害者穿着红色衣物,导致当年度韩国的女性红色衣物销量更是下降95%。
事实上,此次前往华城采访时,我曾打算叫出租车前往案发地看一看。但没有一个司机愿意开车前往。最终,我不得不自己租了车,自驾前往现场拍摄了一组照片。
案发现场(摄于12-25)
案发30年后,警方已经很难找出更加有效的新证据,因此若追加比对的结果不理想,则只能依赖于嫌犯本人的自白。而考虑到此前该犯人曾是“模范罪犯”,被假释的可能性较高,因此多名受访者也均认为“认罪有一定难度”。
此外,由于受到本次案件,以及2011年韩国电影《熔炉》上映后,不少民众情绪愤怒,向青瓦台请愿,使得政府改变国家法律,取消“15年公诉期”的规定。但是,华城连环杀人案发生在公诉期条例尚且存在的时候,必须仍然按照当年的规定办案。因此,即便是被确认为犯人,也无法因此追加量刑。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本次案件的破案,无形中使一系列悬案的破案收到了更多韩国民众的关注。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警察厅厅长近日已就另一起悬案“青蛙少年失踪案”下达指示,表示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也要让民众看到嫌犯的真容。
1991年,韩国大邱5名小学生为抓青蛙结伴上山,从此一去不回,该事件被称为“青蛙少年失踪案”。11年后,这5个孩子的遗骸被发现,尸检结果显示这些孩子死于他杀。2006年,案件在公诉时效到期后,成为悬案。
在这一系列的进展背后,我们更无法忽略的是金福俊、表昌园,以及更多韩国警察的不离与不弃。记者在金福俊的研究室里,看到墙上贴满了许多泛黄的报纸及调查记录,这些记录均和华城连环杀人案有所关联,且多年未摘下。
而在接受采访的间隙,我们也看到,一个近50岁的大叔,正在用两只手指操作着电脑,为自己开办的互联网视频频道进行宣传。该频道是金福俊用来宣传防犯罪知识,并接受外界对于华城案件相关信息举报的平台。而这一切,均发生在金福俊离开一线工作之后,而且数年如一日。
案发现场(摄于12-25)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希望这些坚守、不离、不弃,能够告慰受害者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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