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的脸上有道未缝得非常贴合的长刀疤，自右脸颊斜下穿过鼻子止于左脸颊，这让他看上去带着一丝悍气。但当交谈开始，我们还是清晰感受到他尽力表达的坦诚与友善。

35岁的阿德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温江村地处中越边界，距天等县县城40公里，距越南约30公里。这一贫困村曾经最震惊世人的，便是村中年轻人在广东制造的多起“砍手党”案。

12-26夜，广东深圳宝安区公民镇闹市中，打工者余富兵被19名手持砍刀的温江村青年抢劫，手被当街砍落。次年12-26晚发生的“少年阿星事件”更是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来自温江村的阿星极力避免坠入匪道，终因欠薪与索要被押身份证未果，伙同老乡冯春毫以西瓜刀砍杀了所在工厂的管工郑炳荣。

这些并非孤案。在21世纪头几年，温江村及周边村庄有数百名年轻人在广东实施过不同程度的抢劫，手段包括“砍人手脚”等，故被称为“砍手党”。年轻时的阿德也是其中一员。而据中央电视台报道，2000年至2011年间，温江村在外抢劫犯罪被捕被毙者已有100多人，所在的上映乡保守估计不下300人。

【视频】淳朴乡村变悍匪故乡

如今，很多前“砍手党”人已在陆续回归社会。经过数年牢狱生活的改造，他们大都表示不愿再走老路，想重新开始人生。只是，他们回归社会之路大都走得颇为艰难。

黑暗历史

广西的8月炎热多雨。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座落于狭长山谷中，更是时晴时雨、时而云雾缭绕。

温江村共有10个屯，阿德所在的温屯地处温江村南部腹地，每当天降大雨，屯内各处便会积水成溪。尽管天气不佳，12-26阿德还是带着11岁的儿子出门，直奔距温江村20多分钟车程的上映乡卫生院打吊针。

贫困的温江村，近些年才迎来了村内各屯间通行道路的硬化与全线路铺设，从前出行“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情况终于有所改变。带领村民铺好温屯对外道路的屯大队长杨成康，便曾是远近闻名的“砍手党”头目之一。杨成康是阿德的表哥，另一位有“砍手党教父”之称的赵民显则是杨成康的表弟，据上映乡派出所此前介绍，赵民显在2001年左右慢慢拉一些温江村年轻人下水，“亲戚关系”与“老乡网”是连接“砍手党”人的纽带。

在土地贫瘠的温江村，村民想赚钱只有两条路——外出打工或去附近挖锰矿。15岁时，辍学的阿德跟着表哥杨成康给私人老板挖矿，白天钻到几百米的地下，晚上在矿口搭棚睡觉，每天挣20元。但有一天，正在挖矿的阿德和杨成康遇上塌方，杨成康无事，阿德的脊椎骨却被压断。杨成康深感为每天20元的工钱卖命太不值，1996年春节后前往广东打工。1998年，康复后的阿德也去了广东。

阿德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17岁的他初到广东，难免对城乡间的巨大鸿沟产生想法——当温江村人大都还住着瓦房土房、吃肉都难时，广东却处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不久后，阿德发现每月加班加点仅挣300多元（同年广东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380元），远远低于挖矿的收入，心中不平之气油然而生。“凭什么？我们这样打工，到60岁也还是过这样的日子啊！”阿德对看看新闻Knews记者回忆道。

令阿德心生不快的不仅仅是收入过低。当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未废止，阿德等人经常被治安联防队突击检查暂住证、收容，受过不少刁难。

2000年，更早来到广东的杨成康与赵民显已经不再打工。据前《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在其著作《砍手党的城乡之路》中描述，杨成康与赵民显等温江村人不但抢劫，还控制了深圳松岗的“广西长途汽车站”，收取保护费的同时借着已经形成的势力，在温江村人聚居的深圳公明镇署田埔村、合水口村摆老虎机、开设赌场，并数次在与其他黑帮的争斗中死里逃生。

赵民显慢慢闯出“砍手党教父”的名号，而有感于表哥“玩得（这么）好”，辛苦打工却收入微薄的阿德也跟着下了水。除了参与杨成康及赵民显的计划，阿德也会自己出去“搞”。阿德脸上的刀疤便在2004年一次“一对多”的抢劫乱架中造成，那时他看到一群人拿着手机、钱包等值钱物品就抢先出手，岂料对方人多势众，打倒对方的同时自己也被砍得奄奄一息。几个月后再一次见到这群人并动手之后，阿德被捕。12-26，他以抢劫罪被判刑13年，送往距广西4000公里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服刑。2013年减刑出狱。

如今，陪伴儿子打吊针的阿德看起来和普通的慈父没什么两样。他会轻轻抚着儿子扎针的小手，以减少他的紧张感。儿子出生于阿德被判刑的次年2月，此前阿德夫妇已育有一女。

阿德坦言，当时整个温江村甚至上映乡在广东的年轻人，都形成了一种“抢”的风气。“少年阿星杀人事件”的主角阿星便曾透露在珠三角抢劫的温江村青年有百人左右，而据2005年前后广东警方透露的数据，当年因抢劫被捕或击毙的温江村青年至少有21名，上映乡则有40余人。

“砍手党”的猖獗令人生悸，以致于12-26在广州市维稳及综治委召开的会议上，广州市委副书记张桂芳提出，干警在执勤中面对砍手党等严重威胁群众和干警安全时要敢于开枪，否则“那是民警的悲哀”。

经过“重拳”治理，几年间，在珠三角犯下各类抢劫罪的上映乡温江村等各村“砍手党”被迅速瓦解，成员纷纷入狱。《砍手党的城乡之路》记载，赵民显和杨成康等多位“砍手党”头目都曾在狱中感慨“停不下来”、“抢劫像吸毒一样让人上瘾”、“要回头真的只能靠意志”。

除“恶”务尽

入狱服刑的阿德铁了心要回头。他说，影响他至深的两个人，一是默默等待并抚养孩子长大的妻子，一是监狱里负责教育的管教。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服刑时，阿德感受到了管教给予他的平等和尊重，亦因此表现积极。按照狱规，阿德通常要穿上厚衣服在太阳底下种棉花、种枣树、种苹果树；但在劳动之余，只受过小学教育的阿德，不像狱友们靠看玄幻小说打发时间，相反主动向管教索要初中至高中的教科书，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因在狱中的良好表现， 12-26，阿德被提前释放。出狱当天他便被狱警赋予重任——将两名同天出狱、服刑二十七八年的狱友送回家。完成任务之后，阿德才开始紧张不安。入狱9年，他和妻子从未见过一面，只是每月固定打两通电话。他在广东云浮打工的妻子已提前告知她租住的地址，但距离妻儿越近，他越发情怯。

阿德至今记得这年12-26一家人相见而泣的情景。儿子怕生又内向，见到阿德时不停地哭，边哭边说“我没有爸爸”。泪眼婆娑的妻子则指着两个孩子对阿德说：“家里情况你看到了，家里还负债。小孩我也养的不好，现在把他们交给你，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就继续跟我生活下去；如果你不想过，我就把小孩交给你。你看着办吧。”

阿德明白妻子是在看他表现，看他“懂没懂事”。“老婆一边打工一边抚养小孩，整整等了我9年，我出来还那样搞，对得起老婆吗？”阿德自问。

决心重新做人的阿德，和妻子商量共同去上映乡农村合作社贷了款，一方面维持家庭开销，另一方面用作未来创业的本金。最近，阿德就一边在种植和养殖，一边尝试做些小生意。他还尽量抽时间陪伴一双儿女，让孩子与他熟络起来。

阿德指着鼻子上那道年轻时“混迹江湖”留下的刀疤认真地说，他一直在考虑整容，刀疤会给陌生客户带去不好的第一印象，对做生意不利，他很想改变。

阿德更想改变周边年轻人对他的印象。他坦言，因为“砍手党”恶名在外，广东许多厂家对来自天等县的年轻打工者产生了不信任感，一看身份证来自天等县，往往表示“招工已满”。正常打工的天等县人找不到工作，开始怪罪阿德们。对此，阿德在表示抱歉之余，每当碰到年轻打工者都会主动打招呼，鼓励他们多学习文化知识，尽可能走好现在的路。

家在，希望就在

阿德很感谢等待他9年的妻子。他坦言自己是幸运的，很多犯事者出狱后发现妻子已离开或急着找女朋友却找不到时，心态会变得很差。“时间长了，他们对待事情会变得很悲观，路也越走越窄。”阿德说。

29岁来自温江村咘伏屯的小李就将自己逼到窄道上。

小李的父亲曾入狱服刑18年。他自幼习惯了没有父亲在身边的生活。10年前他父亲出狱不久，已成年的小李也因抢劫入狱。出狱至今一年多，小李始终未找工作，却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交女朋友上。

在温江村，20多岁的年轻小伙大都早早有了媳妇。作为“大龄青年”，小李本就难以找到适龄的对象，加之有案底，村里知根知底人家的姑娘都不太愿意和他交往。小李于是将目标锁定距离较远、比如隔壁乡镇抑或在南宁的姑娘。为了提高交女朋友的效率，他不介意同时和几个姑娘相处，“人家又没答应，先聊着呗。”小李说。

比起阿德的坦诚，小李始终回避交谈。他反复对看看新闻knews记者表示，这样“影响不好”，他不想被媒体曝光，因为会影响他找女朋友。

谈及会否如实告知“未来女朋友”自己的服刑过往，小李犹豫片刻后表示，希望至少先和一个女生确定关系，再一点点谈自己的过去。当询问这样做是否欺骗了人家姑娘，小李一笑，并不接话。

事实上在温江村，便有一些女子在不清楚男方参与抢劫的情况下嫁人，随后在丈夫入狱后独自忍泪生活、撑起一个家。33岁的美香便是其中一位。

家住上映乡的美香17岁到广东深圳打工，21岁时认识了来自温江村温屯、同在深圳合水口居住的阿孟。两人交往了一年多后结婚，但2004年美香怀孕不久，突然得知丈夫阿孟犯下抢劫罪。

美香起初不敢相信。事实上两人从相识至结婚，美香从不知道阿孟在外做什么，“他只说在橡根厂上班，有时候又出去玩。也是骗我……”谈及往事，美香忍不住落泪。

直性子的美香坦言自己当时刚二十出头，突然发生那样的事情，整日以泪洗面。“我不是没想过离开，之后也不是没有别人追，但孩子怎么办？等孩子长大了，妈妈在哪里？我的孩子会被别人看不起的。”美香说。

采访中，外表柔弱的美香一遍一遍地说：“我是坚强的女人！”当年，她也是这般告诉自己。回老家生下孩子后，美香将孩子交给公婆照顾，独自回深圳当了一名车位工，过起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每天只花5元的生活。2007年，依靠打工积蓄和亲戚借款筹集的6万元，美香在温屯盖了一幢两层楼砖房，但房子落成后她甚少踏足。“家里冷清。”美香说。

美香在温江村温屯的家

2013年，美香等到丈夫阿孟减刑出狱。她立即介绍阿孟去深圳宝安区西北部一家生产手机充电器的小厂打工。小厂只有几名员工，甚至没有厂名。那段时间，阿孟早上8点上工，常常加班到晚上1点收工，每月靠加班加点赚两三千元。阿孟对此安排并无异议，而美香说：“看他努力打工，我也可以放心一点。

出狱后，阿孟对美香的决定很少说不。这些年，美香心中压着太多苦闷，时不时会冲阿孟发发脾气，阿孟多半只听不回嘴。

2015年初，美香再次怀孕后，夫妻俩辞工回家。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有稳定的持续收入，只能靠种一两亩地，以及阿孟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

如今阿孟、美香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住在美香当初请人造的砖房里，砖房一进门摆着一张书桌，那是阿孟给就读小学六年级的大儿子买的，进门的地上则堆着许多阿孟买给小儿子的玩具。

和同村一些富裕人家相比，阿孟和美香的家显得非常寒酸——房屋从未装修，砖墙早已斑驳，墙角随处可见蜘蛛网，水泥地上乱堆着柴火，因屋顶漏水二楼各处都有水渍。

在与阿孟分离多年后，美香毫不避讳地说，夫妻间早已没有太多感情，她的心经常觉得“冷冷的”。但独立坚强的美香又说，这些年她听过很多“难听的话”，但有丈夫在身边总是“比较开心一点，管他有没有钱，两人在一起生活负担轻了很多”。

阿孟几乎每天去街上或乡镇上打零工，帮人搬砖、搬水泥，做建筑装修，在家时主动检查大儿子的作业、陪小儿子玩。对阿孟来说，入狱9年归来后家还在，那么希望就还在。

可违法绝不可犯法

与阿德、阿孟相比，温江村山岱屯人赵民山的家显得有些冷清。

赵民山接受看看新闻Knews记者采访

赵民山的家

赵民山的堂弟便是“砍手党教父”赵民显。当年，赵民山带着赵民显赴广东打工，后来赵民显的手段也多少让赵民山看在眼里。2003年，从打工者变成抢劫者的赵民山被捕，先入广东东莞石龙监狱服刑，后转到广西柳州监狱，2014年才减刑出狱。

赵民山出狱时，他的妻子、大女儿、小儿子都已不在家。妻子已于2009年向天等县人民法院递交离婚申请并改嫁他乡，大女儿平时住在县城读书；小儿子则早已辍学去了广东汕头打工。

赵民山理解妻子的决定。不过提起儿子，赵民山却频频摇头叹气。儿子自小在学校里就受到同学欺负，母亲离家后便常常逃学，终于在不足15岁时走上了父亲辍学打工的老路。

出狱后的赵民山也曾试图再赴广东打工。但他发现，很多大厂的招聘条件都写明“不招有前科的人”，而因为入厂打工一般都需验看身份证，他入狱的经历几乎无法隐瞒。

赵民山因此只能选择去小厂打工，而小厂不仅不正规，还要接受老板所有的苛刻要求和安排。曾因违法入狱的赵民山如今懂得可以靠《劳动法》保护自己，但在“工人只能依靠长工时工作赚取微薄加班费”的现状面前，很多时候他只能选择妥协。

对广西人而言，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是仅次于春节的大节。中元节前，在广东东莞一家制衣厂工作了几个月的赵民山辞工回了家。

“现在淡季，赚不到钱。先回来过节，过完节再说。”赵民山表示。

回家这一个月，赵民山倒也没有闲着，他打算开一个治疗“风湿推拿”的店。前些日子，他认识了一个来自广西百色德保县的朋友并跟学了几招，觉得这是自己未来讨生计的好门路。

不过赵民山知道，开风湿推拿店需要具备一定的从业资质。在无资质的情况下开店“会有点违法”，并且很可能会被“封门和警告”，但赵民山觉得不要紧。“很多东西是这样子啊，不可能完完全全按照法律规定走，我违法不犯法就可以。”他进一步解释，“犯法一定会坐牢，违法就不一定要坐牢。”

在赵民山心中，“违法”和“犯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区别在于会否导致入狱。坐过十年牢的赵民山对狱中生活颇为忌惮，但对不会导致坐牢后果的违法行为，底线并不高。

赵民山也考虑过那些“不违法也不犯法”的生意，比如米粉店，但他说：“我没有技术、没有本钱。米粉店也是需要门道的，我没有碰到这方面的贵人。”

贵人

贵人对于来自广西的打工青年来说相当重要。

大部分外出务工青年来到城市后，因为缺乏社会支撑体系，血缘与老乡资源便成为他们最常仰仗的途径。这曾是赵民显、杨成康轻易影响众多同乡人铤而走险的原因，也是有案底者难以在打工城市重新寻找工作的根源——他们希望与曾经的关系网一刀两断，但城市里很难有新的贵人帮助他们立足。

依靠美香的关系，阿孟才能在出狱后很快找到打工的机会。不过，终日面对每天让他工作十几小时、声称“包吃”但只有馒头与面的老板，阿孟心中仍然颇有怨气。因此当美香再次怀孕、夫妻俩辞工回家时，阿孟心情颇为轻松。

来自上映乡桃永村的阿标却已决定留在深圳。阿标比阿孟与赵民山幸运的是，遇上了一位好老板。

阿标曾因抢劫罪入狱两年，2007年出狱后在老家待了一年多，干些搬砖头、搬水泥的零工，随后再次来到深圳打工。

2010年，想学些技术的阿标自费学习开车。次年底，阿标经人介绍进入位于深圳公明街道利豪·新天地科技园的一家纸箱厂工作，先是在车间，2013年随着厂内一位老司机离职，阿标通过自荐转岗为送货司机。因为工作踏实从不偷懒，阿标的月收入从初进厂时略高于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涨至当下的每月4100元。

阿标的日常工作为送货，他如今每月收入可达4100元

如今的阿标每日维持着规律性的工作节奏——前一天晚上将货在车上装好，第二天一大早送货，随便吃些午饭后下午再送一两趟货，然后回家做晚饭。偶尔早上不忙于送货时，阿标会去临近的龟山公园跑步，周末也会邀请同住深圳公明街道署田埔村、同当货运司机的老乡到他租住的小屋吃饭喝酒。

看看新闻Knews记者在上映乡温江村等周边村庄走访时发现，当地年轻人大多说不好普通话，但阿标口齿清晰、普通话非常流利。阿标说，这得感谢他的老板周勇。虽在深圳多年，但他此前的交际圈多为老乡，彼此用方言交流；刚到纸箱厂工作时，他不太会讲普通话，但老板天天找他开会，普通话也因此越练越好。

周勇来自四川，在深圳工作已16年。从打工者变成工厂老板，周勇说非常了解打工者的心态，也知其不易。在招聘阿标前，周勇就了解阿标的案底，但他并不介意。“人都有过去，周立波也经历过牢狱之灾。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希望成为阿标转变的一个助点，让他（回归社会）的路稍微顺一点。”周勇说。

阿标对目前的生活十分满足。他与妻子青梅竹马长大，12-26登记结婚时，阿标正处于出狱后的人生低谷期。阿标的妻子在离家不远的中泰制衣厂工作，比阿标忙碌，几乎每天加班至晚上8点。阿标未来两三年的心愿是筹钱买车，自己当货车老板。他透露现已攒下一两万元，等攒足10万元便能分期付款。

周勇也鼓励阿标买车，他的厂送货量大，一台车无法满足需求，忙时只好另外雇人送货。周勇说，如果阿标买车，可以承包一部分运输业务。

阿标对自己的过去表示“很惭愧”。“都过去了，也不想多提，好好过现在的生活就好，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就好。”他说。

阿标所住的深圳公明街道署田埔村，还有一更为广西打工者熟知的名字——马田村。马田村仅有千余本地人，却聚集着上万名广西打工者，也是十年多前“砍手党”人的主要聚居地。据公明派出所2003年的统计，当年公明发生的80%案件与“砍手党”有关，其中多起发生在署田埔村。

今天的署田埔村看上去已与其他城市的普通小区没有太多不同，村前的南光高架车水马龙，村内车辆停放有序，菜场、超市、理发美容店、健身设施一应俱全，生活气息浓厚。不过，署田埔村各楼外墙上随处可见租房广告。深圳是一座高消费的城市，但在这里，200元能租单间，350元能租两室一厅的房子。

比起署田埔村，一街之隔的合水口村看起来更像“城中村”。天等县驻深圳流动党支部便在村尾一幢高楼内。某种意义上， 2004年广西“砍手党”人猖獗时成立的这一党支部也是天等县籍打工者的“贵人”，为文化程度较低且法制观念淡薄的打工者提供了普法讲座与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天等县驻深圳流动党支部副书记李友情看来，在党支部和深圳市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天等县籍务工青年在深圳市的犯罪率已有了明显下降。在署田埔村社区中心工作的陶小姐则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近些年全村治安情况的确有了显著改善，少有恶性事件发生。

【视频】前“砍手党”人的曲折回归路

不变的温江村，寄以厚望的下一代

在过去十余年间，广西青年的主要劳务输入地珠三角早已今非昔比。深圳一地的每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000年的547元提高至目前的2030元，涨了3.7倍；而在广西天等县，除了一向令人称道的优美风景，居民的生活和劳作方式几乎一成不变。

天等县的经济增长亦极为缓慢，与广州、深圳等地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悬殊。2015年，广州与深圳的GDP均超过了整个广西1.68万亿的总量，天等县则在广西73个县市的GDP排名中位居第52名。另据今年8月发布的《天等县201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天等县主要指标增速回落快，GDP排名为崇左地区末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倒数第二。

在46岁的许秀丽看来，2016年在家乡能做的事情，与十多年甚至二三十年前亦毫无二致。温江村没有工业，她仍然只能从事传统的农副产业，如种地、喂鸡、养猪等。想要摆脱贫穷，外出打工仍是目前温江村年轻人的主要出路。

相比身家清白者，在过度竞争的就业市场中找工作对前“砍手党”人尤为不易。他们很难获得无差别的公平对待。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蔡一军则在接受看看新闻Knews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美国，有前科者会被政府安排在特定岗位就业，或政府通过减免税收的方式与相应企业签约助其就业；但在中国特别是农村，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若能解决谋生问题，他们（‘砍手党’人）的犯罪几率将大大减少。若出狱后五年内没有再犯，再犯罪可能性也将大大减少。”蔡一军说。在他看来，因为当前针对前“砍手党”人的火炉效应已经形成，他们本身意识到犯罪成本非常高，因此大多不会再以从前的手段进行犯罪，不过仍需警惕他们选择其他违法形式。

对“玩不起”而决定告别过去的阿德、赵民山、阿标等人而言，他们这代人的发展有限，但他们的下一代仍具可塑性，承载着他们的希望。不想让后辈再重复他们错误的人生轨迹，很多前“砍手党”人及其家属格外看重儿女们的教育。

阿标夫妇不欲读小学的儿子小宇经历“留守儿童”的辛酸，坚持把他带在身边。小女儿虽出生不久，但阿标亦有了规划，打算等她初具自理能力时接她出村到深圳。“把孩子放在老家就没什么希望。”他说。阿德亦有此念。早在新疆阿克苏服刑时，他便常通过电话叮嘱妻子千万不能将孩子扔在老家，“那样容易学坏”。

对众多温江村前“砍手党”人来说，让孩子在广东接受完整的教育耗资甚巨，对此他们或许只能望而止步，温江村小学的教育水平则一致被给予差评。在此情况下，上映乡中心小学以及更远的天等县县城的学校，成为温江村人的次优选择。

美香目前的希望是把两个儿子教好，不致使其走上父亲的老路。因为“怕小孩被带坏”，她不让大儿子小正去温江小学，而是将其送往上映乡中心小学。可即便如此，美香也明白上映乡中心小学并非最好的选择，小正的各科成绩均不理想。阿孟经常为此责怪自己无能，说他和美香都只有小学一二年级文化程度，怎么教得了读五年级的儿子？

但美香还是不甘心。她时常想着去学校请老师多督促儿子，可当与老师沟通时她又莫名生怯，甚至不敢请老师把儿子的座位从教室最后一排换到前面，担心因此引起老师不悦，进而迁怒于儿子。

“如果我们更有钱就好了，我打听过，可以把小孩送到天等县县城读书，每月再花2000元请家教，他成绩一定可以上去。”美香说。她相信，只要受到更好的教育与指导，儿子一定可以学得更好；而当拥有更好的知识与学历，未来儿子一定过得比她更好。

考虑到女儿因户籍问题很难在广东省公办高中就读并异地参加高考，阿德决定将女儿转往天等县的中学读高中。8月正值暑假，尽管天等县高级中学大门紧闭，但门前显示屏依然滚动显示着今年高考被中央民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录取的学生名单。

阿德也想让女儿的名字出现在学校喜报上。他常对女儿说：“你的人生，要你自己把握！”

（应采访对象要求，阿德、小李、美香、阿孟、阿标为化名）

（编辑：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