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述人菲利普•肖特开场白

这里是国际饭店，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建成后的几十年间，它是亚洲第一高楼，也是上海的“零坐标”即测绘坐标原点。抗战前夕，宋美龄曾经在这里通过中美长途电话，与罗斯福总统夫人通话。对于外交官们来说，上海到华盛顿的距离是个大事儿。但有人关注上海到红色根据地的首都江西瑞金的距离吗？有，但他们是一批特殊群体。

第七集 千里之外的命脉

1932年，负领导责任的中共临时中央最后决定迁往江西瑞金，上海远在千里之外。这标志着一个转折：党的领导层离开城市，在农村重新站稳脚跟。但上海的作用还在持续。这一年，国际饭店正在动工兴建，而不远处新昌路99号，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的印刷机也在不停地转动，宣传册页随即发往全国各地。

建筑工地的噪音恰好掩护了印刷机的声音。由于国民党有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共产党的杂志和书籍只能秘密发行和传播。

毛泽东曾写到，中国革命不仅依靠“枪杆子”，同时倚重“笔杆子”。即便在中共中央迁到瑞金后，上海仍然是党的宣传工作不可或缺的中心。江西中央根据地缺乏宣传工作基本的条件，比如电力、现代印刷机器和纸张，小规模根据地类似的短缺更为严重。

1927年11月初，毛泽民，毛泽东的大弟弟从长沙回到上海，受中共中央派遣，收拾“4.12政变”破坏的秘密出版印刷这个烂摊子。毛泽民对上海相当熟悉，也建立了自己的人际网络。两三年前的国共合作时期，毛泽民在上海为党组织开办过多家进步书店和印刷厂。
 
回到上海后，毛泽民与周恩来负责的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特科”取得了联系，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他重操旧业，开办印刷厂，还开了几家书店，秘密销售共产党的报章杂志。

这份从莫斯科档案馆寻找到的毛泽民手稿记载到：一天，毛泽民正在印刷厂工作，一群穿着便衣的人闯了进来，开始盘问他。这些人是公共租界的便衣侦探，上海话叫“包打听”。由于没有搜查到什么“违禁”印刷品，“包打听”就想用绑票的方式勒索，把毛泽民单独关进了一个小旅馆。
毛泽民写到，此刻只能保持镇静，“用流氓手法”来对付流氓。而且，他竟然这样做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讨价还价，看守毛泽民的包打听被他说服，收了800元钱，而不是开始他们要挟的一万元，这几乎等于整个工厂的资产。毛泽民和十几个工人得以释放，印刷厂也得以保全！

国际饭店的周围，是上海繁华兴旺的商业区。这里有一家家具店，年轻的店主叫秦邦礼，他的哥哥名叫秦邦宪，“博古”是他常用的名字。1931年，年仅24岁的博古被指定为临时中央负责人。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博古把这个弟弟推荐给了接替周恩来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陈云。

秦邦礼做过9年钱庄学徒，数字过目不忘，是位经营人才。陈云大胆启用这个青年。一开始，陈云决定冒险，他交付秦邦礼两根金条，让他开家店为党秘密筹集资金。

陈云的这一招真灵。秦邦礼开了一家米店，把家乡无锡的米运往上海销售，稳赚了一把。他又陆续开出了家具店、土特产店、杂货店、药房。虽然上海是个商业社会，管理宽松，但要开张做生意，也得有“殷实店铺具保”，秦邦礼暗中用自己的这家店为另一家店担保，来了个滚雪球效应，不久，由于他经营有方，生意越做越大。

这些店都是党的秘密物资转运站和机关掩护点。遇到紧急情况，家具店可以藏文件，购买江西根据地短缺物资的资金，可以掩藏在土特产店的账务往来中。苏区稀缺的物资，例如盐和药品、布匹和无线电器材，就以正常的生意往来运往临近省份的城市。

蒋介石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他的军队围攻中央苏区不下五次，最后，则用其擅长的战术，在中央根据地周围筑起了层层堡垒。但是，连接上海和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竟然奇迹般的一直存在，持续性地发挥着作用，直到1934年根据地丧失。

此后，在秦邦礼的帮助下，一位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一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被派遣至江西根据地担任党的军事顾问。结果证明这并非好主意。李德主张的军事策略，并不符合红军实际，所以他来后不久，就导致了根据地的丧失。

1934年12月，国际饭店落成，开门迎客，成为上海新地标——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巴黎”。六个星期之前，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从这里启程，实施“战略转移”，后来，我们把它叫做“长征”。15年后，上海市民们一朝醒来，发现年轻的红军（解放军）战士们在国际饭店的门外靠墙而眠，那一刻，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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