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块可能改变命运的屏幕》这篇文章刷屏微信“朋友圈”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还有一个叫做“禄劝”的小县城，但远程教育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我高三毕业那年，父亲带我去北京玩。他就特别提出要去拜访一位他在北大的老师。我很诧异，父亲明明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县电大毕业的。“她的数学课上得太好了，我一定要当面感谢她。”父亲说，这位北大的老师就是他电大的高数老师。我一直把父亲这种类似“追星”的行为当做笑谈。但不可否认的是，远程教育改变了我父亲老王的命运。

远程教育在中国其实一种非常普及的教育手段，即便在故事的发生地——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禄劝县， 远程教育的最新手段“直播班”也已经运行了12年。为什么禄劝一中这几年的升学率会如文章中所说的那么突出呢？我相信除了“直播班”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推动因素。

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文章发表当天就联系了禄劝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和禄劝一中校长刘正德。两位教师出身的领导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了我的采访。刘校长反复说：“什么地方都可以拍，教室随便进。”

在到达禄劝一中后的两天里，我发现我的主要工作不是采访，而是被这里的同学们采访。他们比我想象中更热情，求知欲望更强烈，而且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更强。年级第一名的学生问我，“一直被老师和领导们当成是禄劝的希望，我觉得压力特别大，该怎么调整心态”；一位男生问我，“女孩子是不是初中毕业后只要嫁得好，也能过好一生”，但问题刚问出口就被全班女生“diss”了。我被问最多的问题是，“你觉得我们的直播班怎么样？”

禄劝一中每个年级有十个“直播班”，也就是平均每个年级有近500人在接受“直播班”这种教学方式。站在教室外，能听到整条走廊回荡着同一个声音，非常震撼。

我体验了一节英语直播课，很快就感受到了同学们的苦恼：看屏幕上课和听老师面授是两种感受，前者更像是在看一部难懂的电影。我们的摄像拍着拍着，就会看到有学生从座位上站起来，站到教室后排听课。他们用这种方式去抵抗困意。一节课站起来十几个人，这种情况在禄劝一中的“直播班”很常见。

这一堂英语课，屏幕里成都七中的老师讲扩展单词时，几乎是十秒过一张PPT。同学们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大家都在跑步，你已经竭尽全力，而你的对手一直轻松领先，甚至已经套了你一圈。

“困不是高中的常态吗？”有一个高三女生这样问我。让大家不停犯困的另一个原因是和成都七中同步的作息。早上6点半起床，上午有5节课。为了能充分做好复习和预习工作，学生们都自觉延长了晚自习时间，好多人凌晨一点才休息。一天睡不足六小时，还要一直盯着屏幕看，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课间短短的十分钟，全班都趴在桌上睡觉。

坦白说，没有一定基础和学习能力的学生跟不上直播班的进度，因此学校不得不以进校成绩筛选直播班的生源。我问了很多学生对“直播班”的看法。有人认为，能有这么好的资源，是一定要珍惜的，但每个学校有不同的情况，自己的老师还是应该结合同学的实际情况来强化课前导学和课后答疑的工作。也有个别学生认为，“直播班”不是完美的教学手段，不需要过分吹捧它，“如果我们基础教育能抓得上去，追成都七中也不会这么吃力。”有人说得更直接，“英语直播班其实我真的不怎么听得懂，唯一的鞭策就是让我知道成都同学英语这么好，我单词得赶紧背起来。”

虽然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离开过云南，但“直播班”的学习确实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很多学生的高考志愿都在千里之外。一位男生告诉我，他的志愿是中国海洋大学，因为他这辈子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大海。

“直播班”老师的工作也并不如我想象中那般轻松。课前他们也会和学生一样，提前拿到成都七中的导学案进行备课；课堂上他们需要观察学生们的表情来了解他们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随时插话强调重点；课后他们必须保持和成都七中老师一样的作业批改速度，否则就会耽误下一节直播课。

禄劝一中开设“直播班”初期，不少老教师都持有保留意见。在他们看来，学习成都七中的教法就意味着首先要否定自己的教法。但事实证明，直播班开设之后，禄劝一中的本科率确实大幅提升。2018年高考，直播班的本科上线率近百分之百。

如今，禄劝一中的老师已经学会了在“直播班”的课堂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我旁听的那节英语课，老师在听写时根据禄劝一中学生的水平，适当降低了听写内容的难度；成都七中的课堂上开始分组讨论时，老师也会关掉直播的声音，迅速组织同学们讨论。

我也观察到，在“直播班”的课堂上，老师有时也像学生一样，认真听课并做笔记。只不过，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成都七中的教学方法运用在自己同时带课的普通班里。这样看来，禄劝一中所有的师生都是“直播班”的受益者。

禄劝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把这称之为“花一份钱赚两份收益”。除了“直播班”，他想不到其他能够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这个现实问题的办法。“有了这个卫星直播，我就不求人了，我不用托人把孩子送出去读，也不用托人把老师请进来。”

说起全县教育领域的数据，王开富如数家珍。他告诉我，整个禄劝县目前高中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90.94%；全县11000名公职人员，教师就有4949人，近一半的公职人员投身教育，禄劝县对教育的投入不可谓不大。此外，全县财政收入只有六亿一千一百一十八万元，但是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八亿二千一百九十九万元。

2006年，就是王开富在教育局副局长任上将直播模式带进了禄劝。2015年，全县优质生源流失了三百多人，又是王开富临危受命重回教育局任局长，这才有了2018年禄劝一中两位学生考上北大清华的优秀成绩。

为了改变命运，禄劝一中的每个孩子都在给自己不断加压。当地有一句老话，“做人三般苦，读书赶马磨豆腐。”王开富也逐渐意识到，“直播班”并不适合所有的孩子，在全县所有学校推广也需要一定时间，但他非常有信心。他的下一步目标，是将全县九年义务教育全部与优质学校进行信息化对接。

在禄劝的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有数次眼眶泛红。其中有一次是问到高三学生朱先玉“最想去哪里玩”的时候。她的眼神飘向远方：“像我这种昆明都没有出过的人，当然最想去北京，亲眼看看天安门。”我当时就忍不住泛泪，但我骗她说自己眼睛进沙子，她还站起来打算帮我吹吹眼睛。

朱先玉家境贫寒，母亲在昆明打工，一个月工资只有两千多元，但举全家之力供她上大学的信念非常坚定。“读书改变命运”，这几乎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共识。

禄劝一中校长刘正德自己就是禄劝一中毕业的，他说：“我父母都是农民，我如果没有读高中，就不会读大学，也不会改变命运干教育，更谈不上把我女儿培养成现在的医学博士，说不定现在还是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刘正德说，自己读禄劝一中的时候，班里凑不齐一个女子篮球队，但现在每个班的男女比例基本都是均衡的，这是他切切实实感受到的改变。

正如王开富局长所言，直播班只是一种教学手段，真正提高教学质量还是要靠尊师重教。在禄劝，我看到了求知若渴的学生、锐意进取的教师，还有放胆改革的基层官员。扶贫必扶智，除了教育硬件的投入，教育观念的转变才是这个贫困县早日“摘帽”的原生动力。

（看看新闻Knews记者：王抒灵 刘宽漾  编辑：陈瑞霖 小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