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伟授课，但他不是教师。刘伟伟做公益，但他不是志愿者。刘伟伟有一份工作——他要撑起一个项目，名叫“太阳花”。

在上海，有这样一群孩子

周五早上十点，刘伟伟正在“太阳花”静安站点的图书室里办公。他坐在一个不到小腿高的板凳上，抱着电脑打字。“本来还要给孩子们上围棋课。但是今天天气太热，就让他们不要来了。”刘伟伟盯着电脑中的Excel表格，头也不抬地说道。

刘伟伟坐在小板凳上办公。

因为没有孩子来上课，教室里显得冷清。但只要开课，这里就会充满欢声笑语。特别是到了课间，孩子们会从一间间教室里涌出。他们或是踩着地上的贴纸跳房子，或是挤进图书室看书、玩游戏。童语声声，热闹非凡。也有些孩子喜欢留在教室里，和志愿者老师们聊天说话。

孩子们在手工课上笑得很开心。

他们笑得无忧无虑，看上去就是普通的孩子。但是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标签——“流动儿童”。社会对“流动儿童”的一般定义是：随父母迁居其他城市半年以上、没有该城市户籍、年龄低于14周岁的儿童。更官方的叫法是：“随迁子女”。

“他们会面临所有本地孩子不需要面对的就学与升学问题。如果将他们在上海各阶段的求学难度由高到低排列的话，大致是：99%上不了普通高中，80%进不了公办幼儿园，然后是初中和小学。”刘伟伟说道。

2013年，上海市教委等四部门发出通知，对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做出了制度安排。随迁子女在沪接受义务教育，只需要父母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或持有《上海市临时居住证》满3年并连续3年（逐步过渡到3年）办妥灵活就业登记。居住证达到相关计分标准的，子女可以再上海参加高考。

但是对很多时间不够达标的家长来说，孩子的升学就成了棘手的问题。另一方面，居住证积分的基础指标虽然包含了年龄、教育背景、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在本市工作及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年限等多个项目，但是其中最容易得高分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恰恰是这些来沪讨生活的相对“低端”人才最欠缺的部分。他们大多没有很高的学历，更没有专业技术职称。

“如果到时候政策有变动，可以在上海考（高中）的话，希望能留在这里。如果没办法的话，就只能回去了。”2007年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打拼的广东妈妈黄冬娜这样说道。她没有想好未来该怎么办。

让孩子们学会自信

很多的外来家长都和黄冬娜一样，苦等着政策的变动。但是每年，都有家庭不再等得起。张彩华的孙子和外孙还在上海读小学，但是她的亲戚已经带着在沪读了一半初中的孩子回到了老家。“机会等不到，就只能回老家了。”

张彩华忍不住抱怨：“回到老家，和老家的文化水平不一致，跟不上。这点有些太不公平了。孩子回老家，父母搁这班都不能上了。小孩子上高中，叛逆期，那总要跟着。工作再好也要走。”

刘伟伟无法改变政策，但是他想帮助流动儿童们学会自信。在与流动儿童的多年接触中，刘伟伟发现，流动儿童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入学无望导致的消极心理。“他们中只有成绩较好的少数会选择返回户籍所在地，或到临近省市读高中、考大学。更多的孩子上完初中便不再读书，直接走向社会。”刘伟伟希望通过“太阳花”的活动和课程，让孩子们获取更多的能力，从而更自信地面对充满不确定的未来生活。

周璐，是“太阳花”最早的受益孩子之一。“太阳花”的舞蹈课让她产生了对舞蹈的兴趣。她也曾去外面的教育机构参加更专业的舞蹈课程。结果那里的老师问她：愿不愿意当助教？

初中毕业后，周璐没能符合在沪考高中的条件，只能读高职。不过对于自己的未来，周璐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3+2，读完后可以升大专。同时想试一试考UWC（世界联合学院）。不管能不能成功，总归是一段经历。”

与周璐同一批的“太阳花”孩子们，如今也会相约回到“太阳花”当志愿者。暑期的“毛毛虫手工课”就是周璐和她的伙伴们在教授的。周璐说：“原来在这里上课，接受到了很多帮助。就形成一种概念：不光要被关爱，也要去付出。小的时候有人来关爱我，长大了也想要尽我所能去帮助别人。”

“教育是一个让人不断变好的过程。如果在孩子的生命中，‘太阳花’能起到一点点这样的作用，我就已经知足了。”刘伟伟说道。

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仍然觉得能做的事很少

如今的“太阳花”在静安、闵行、虹口都设有服务点。每个服务点都开设了包括围棋、钢琴、口琴、吉他、合唱、舞蹈、英语、手工在内的丰富多彩的课程。

合唱团和吉他班的孩子在进行表演。

外来务工家庭口口传诵着这个专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服务的公益项目，而参加项目的儿童人数也在逐年增加。2016年，“太阳花”三个站点的服务总人数超过了500。

服务人数的增多让刘伟伟在欣慰之余，也更加烦恼——“太阳花”一直以来的缺钱、缺人问题正显得更加严重。

作为一个非营利公益机构，“太阳花”没有自己的收入来源。所有的资金都是刘伟伟募捐所得。为了筹资，刘伟伟写过无数的资助申请，发往不同的基金会网上平台。他甚至参加了“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在12小时内走完50km，只为求得更多的捐款。今年，截至暑假，刘伟伟共筹到资金四十余万。这个数目看起来多，但还是很紧张。刘伟伟计算着，光静安这一个站点，月租就是8000左右。

资金的缺少直接导致了全职员工的缺少。“三个站点，只有四个全职员工。授课全靠志愿者。没有见过哪个公益组织能在员工那么少的情况下做到我们这样的规模。”静安站点的负责人龚洪利说道。她透露，“太阳花”的员工薪资大概三千多，每个人的社保还要两千多。“多一个员工，就是多一笔开销。”

自各高校公益社团、专业社团的志愿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太阳花”的缺人问题。但棋类、乐器类等专业性志愿者的稀缺还是阻碍了课程种类的拓展。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课程，刘伟伟身兼数职，在筹款、排课、招募志愿者之余，亲自教起了围棋课。

“先把现在的几个点做好吧，有机会的话再扩大。”谈起“太阳花”的未来规划，刘伟伟这样说道。他正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腿上搁着电脑。

刘伟伟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太阳花”的所有空间都提供给了孩子们。对于刘伟伟来说，哪里能坐下，能把电脑搁在腿上，哪里就是他的“办公室”。

（看看新闻Knews记者：邹佳琪 实习记者：蒋怡琳 编辑：超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