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烈士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他1910年5月出生在湖南浏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通过参加红军无线电学习班开始成长为一名“无线电通讯战士”，其在长征途中还曾经担任过红军电台的台长、政委。

李白烈士

李白烈士在上海最后工作生活的地方——黄渡路亚细亚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李白受党组织派遣辗转来到上海开展电报工作，他的第一处住址位于当时的贝勒路（现黄陂南路）148号。这是一处临街的三层房子，房主单志伊早年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还曾经帮助过中共李克农成功脱险，他的儿子单惠民也曾与李克农是同窗好友，由此党组织认为以这样一个家庭为掩护并设立电台还是比较安全可靠的，从此这里的三楼也就成为了李白初到上海后第一处“工作战斗”的地方。

初到上海后的李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为党组织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出于隐蔽战线的需要以及对于李白自身安全的考虑，党组织特意留出了一些时间让李白对于上海这座城市能有一个“熟悉并且融入”的过程。为何要这样做呢？正如上文中所述，李白有在红军部队中长期生活战斗的经历，在一些有着丰富隐蔽战线工作经验的同志们看来，从李白身上所时刻体现出的这些从红军部队中带来优秀品质是极易让他在城市地下工作中“暴露”的，根据申毅口述、贾晓明整理《永不消逝的电波—忆李白同志》一文中所述：（李白初到上海后）见到有钱有势的人便报以不屑的态度，遇到乞讨者，便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很多次都是身无分文的回来。党组织认为李白必须有一个熟悉环境的时间，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给他安排工作。李白也试着改变自己——蓄起头发、着长衫、穿皮鞋…一年以后，当李白和后来成为他夫人的裘慧英接头时，他的装束、神情已经完全与初到上海时判若两人，裘慧英（对李白）的第一感觉是“大失所望、不像个同志”。

李白与裘慧英

在完全“改变自己”后，李白便正式开启了他在上海隐蔽战线的工作，而面对他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在收发电报的过程中既能够完成任务又不能让敌人监测到自己的活动，为此李白在这道难关上也是动足了一番脑筋。当时李白所身处的这块贝勒路（现黄陂南路）区域在30年代末时已是人口十分稠密，且李白工作的地点贝勒路148号又是一处临街房子，因此无论是街道的喧嚣、人员的嘈杂、还是时不时会传来的无线电广播声响都会影响到李白正常的工作，如何克服这些工作环境中的弊端呢？聪明机智且又无私忘我的李白自有办法：首先他在工作时会挂上双层深色窗帘，将灯泡由25瓦换成5瓦并再盖上一层布，在电报按键下还会垫上一层纸，这样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外界对于自己的关注；其次是在收发电报的功率上，为了使自己在收发电报时尽量不被敌人监测到，李白先想到的是把电台功率从正常的50瓦调低到15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以15瓦功率发出的电报在经过空中其它电波的干扰后很难传送到距离上海较远的延安，这又怎么办呢？最后在经过反复尝试后，李白决定以牺牲自己休息的方式，即在各类干扰相对较少的12-24点间进行收发电报，就这样李白通过电台向党报告了数不胜数的有关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动态、国际友人对于我国抗战的支援及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辟游击区等重要信息，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各项决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考依据。

说李白就不能不提到他的“亲密战友”，也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裘慧英，1939年5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二人以“夫妻”身份开始工作后，裘慧英起初也是对于身边的这一切极不习惯，总觉得这不像是在搞革命工作，后来在经过李白多次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下裘慧英不仅对于隐蔽战线的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且也渐渐为李白对于革命的忠贞不渝所打动，后来他们在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感情，后经组织批准两人正式成为夫妻，在李白忙于收发电报时，裘慧英会在一旁主动担负起“警卫任务”，而在空余时间里李白有时也会教裘慧英学习收发电报或是两人结伴到戏院买廉价座位看上一场京剧……

从1939年5月至1942年7月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李白与裘慧英为工作的需要曾经多次更换住址，蒲石路（现长乐路）蒲石邨18号、威海卫路（现威海路）338号及福履理路（现建国西路）福禄邨10号等地都曾经留下过他们为革命工作战斗的印记。

李白烈士居住过的长乐路蒲石邨18号

1940年冬，在威海卫路338号新开了一家名为“福声”的无线电公司，“老板”涂作潮是中共隐蔽战线上一位杰出的人物，早在20年代时他就参与过中共许多有关无线电通讯领域的工作，可谓在该领域内功勋卓著，这次他被安排到这里的任务之一就是教会作为“店员”的李白如何装修电台，李白也在涂作潮的精心辅导下成为了一名全能型的无线电报务员。

1942年7月李白夫妇在组织的安排下又移居到福履理路（现建国西路）福禄邨10号当时爱国人士许彦飞的家中，因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租界”对于地下工作者们而言所能起到的变相保护作用已大不如前，故而李白夫妇所身处的环境也随之日益严峻。同年9月的一天，随着一伙特务的闯入，李白夫妇不幸被捕，在狱中，李白和裘慧英任凭敌人软硬兼施，均一口咬定自己的电台是为商业投机而使用，以至于敌人拿夫妇俩竟毫无办法，再加之敌特经侦测后认为李白所使用电台的功率也不足以同延安取得联系，因此李白夫妇在经过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先后被释放。

李白烈士居住过的建国西路福禄邨10号

获救后的李白夫妇转战浙江并通过机会打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简称”国研“）内部当上了报务员，利用国民党的电台继续为中共传送各种情报，期间虽也因事被捕，但第二天就被释放，有关这第二次被捕的经过在申毅口述、贾晓明整理《永不消逝的电波—忆李白同志》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李白）到达（浙江）淳安时，被一队国民党兵拦截搜查。敌人很快就发现了收报机。李白从身上掏出一张“国研”设场口电台的证明，但是敌人说这张证明是过期的，把李白逮捕。李白断定敌人要从自己的行动中找出破绽是绝对不可能的，对此泰然处之。第二天，由“国研”出具证明，李白无罪获释，被调遣到“国研”设置在江西铝山县霞落街祝家巷二号的电台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回到上海入住进黄陆路（现黄渡路）亚细亚里继续为党组织工作，现弄内15号就是李白第三次被捕前在上海最后工作生活的地方，当时党组织为李白夫妇的安全考虑还特意安排了同为地下工作者的潘子康、何复基夫妇住在楼下为李白作掩护，同样李白本人也依旧采取了在收发报时调低电台功率的方式来以此应对日益紧张的斗争环境。

在这段李白为党组织工作的最后岁月里，李白依旧保持着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私忘我的工作作风，哪怕是面临失业后的生活窘迫（党组织为李白隐蔽战线工作的需要曾在上海复兴岛上为其找到一份电器设备修理的职业）也丝毫没有改变他为革命努力工作的热情，1948年下旬，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到最为关键的大决战阶段，李白的工作量也由此骤然陡增，发报的时间越来越长、频次也越来越多，敌人的包围圈也随之日益缩小…12-24深夜（也有说是30日凌晨），为党工作到最后一刻的李白在向同志们深情的发出了那句感人至深的“同志们！永别了！”的电报信号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2-24，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指令，李白被押至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就义时年仅39岁。

听！解放上海的炮声近了！解放上海的炮声更近了！嘀哒！嘀嘀哒！我党工作在隐蔽战线的同志们冒着随着有可能牺牲生命的危险从“白区”向“解放区”发出了一封又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他们中有许多人在这条隐蔽战线上一工作就是十几年并且悲壮地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以自己的默默坚守与慷慨就义诠释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地崇高信仰，他们的名字将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他们的精神必将被代代传承，红色电波永不消逝！

黄渡路亚细亚里15号——李白在这里为党工作到了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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