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卢宝荣：对转基因的恐慌是缘于妖魔化的不当宣传

“挺转”签名活动的发起人，是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理查德•罗伯茨，与美国生物学遗传学家菲利普•夏普，他们同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理查德•罗伯茨

美国生物学遗传学家菲利普•夏普

12-24，两人建立了一个请愿网站（supportprecisionagriculture.org），以公开信的形式，向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发出倡议，力挺转基因技术与农作物。当天，请愿网站向公众开放征集签名，仅仅一天之后，就有另外108位诺奖得主站了出来。

截至12-24，这一数字上升至123人。还有数千个来自普通公众和科研人员的签名。据悉，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玉米遗传育种学家戴景瑞，中科院院士、华大基因理事长杨焕明在内的多位中国两院院士，名字也已经出现在签名榜上。

123人，意味着每三个健在的诺奖得主，就有一人表态支持转基因，这样的集体发声实属罕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专业领域覆盖医学、生理学、化学、物理学，代表着最顶尖的观点和态度。要论转基因问题的专业权威，他们排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签名活动发起人之一的理查德•罗伯茨就说，正是因为人们对转基因科学不了解，所以才成为了谣言的受害者，“这是我们的签名活动所想要改变的”。

同为“挺转”派的复旦大学教授、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卢宝荣提出，转基因其实就是一种方法，它将农作物进行遗传改良，高效且快捷。而且全球科学机构和监管机构的长期研究表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即使不比其他农作物和食物更安全，至少也是同等安全的，至今没有一起经确认的转基因食品致病案例。因此，单纯反对转基因的技术本身，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但也正是由于转基因的新兴、高新，容易被妖魔化，加上不当宣传，于是造成公众恐慌心理。卢宝荣认为，应通过科学普及、信息畅通来为转基因“去标签化”。

转基因的历史已有30多年，它所引发的争议，也存在了近20年。

在国际上，被认为引爆转基因农作物安全性激辩的，是1998年的普斯泰事件。苏格兰科学家阿帕得•普斯泰称，在实验中他用转基因马铃薯喂食大鼠，大鼠体重和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受到破坏。国际社会曾因此轰动，在一些环保组织的推动下，欧洲掀起反转基因食物热潮。

1999年，英国皇家学会评审报告推翻了普斯泰的结论，指出试验的失误和缺陷。虽然普斯泰事件最终被证伪，但它影响深远，公众开始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挺转”与“反转”之争也绵延至今。

苏格兰科学家阿帕得•普斯泰

123位诺奖得主联名公开“挺转”，可谓在争执不下的局面中，为“挺转”方加重了砝码，是对“反转”方最具科学力道的一次回击。但这真的打破了围绕转基因而形成的僵局吗？也许未必。

硬币的另一面是，理查德•罗伯茨当时联络了不止123位诺奖得主，准确数字是285位，另外162人，也许“反转”，也许保持中立，最终拒绝联名。

在签名请愿活动发起的一天前，12-24，俄罗斯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法案，除了科学研究用途外，禁止在俄罗斯境内种植转基因植物和饲养转基因动物，同时禁止进口转基因商品，违反者将被处以50万卢布，约5万多元人民币的罚款。

就国内来看，12-24，黑龙江通过了新版的地方食品安全条例，依法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禁止非法生产、经营和为种植提供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禁止非法生产、加工、销售、进境转基因或者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农产品。一位当地官员表示，此举是源于大多数消费者不接受转基因食品。

民意与科学正在“掐架”，谨慎推广似乎是明智的选择。

去年底，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披露，多数公众对转基因的风险存在担忧，女性、年龄大和教育水平低的人群对转基因接受度低，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接受转基因食品。有人就拿出了十年前的数据进行对比，当时65%的受访者表示接受。

媒体评论员敬一山认为公众的态度并不奇怪。如果单纯进行科学研究，公众都会举双手赞成，但当这种研究逐渐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甚至身体健康时，那么多数人都会犹豫。而且，食品安全问题、管理部门的信任缺失，都对转基因的质疑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毕竟，我们身处的时代没有食物短缺，没到非吃转基因食品不可的地步，那么谁又会轻易去尝试还没经过足够长时间检验的食物呢？

对于百余位诺奖得主集体为转基因站台，敬一山认为宣传、广告效应居多，要让“反转”人士、甚至公众，就此立即接受转基因，并不现实。

比较靠谱的做法，还是稳步推进研究，并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让消费者清楚地知道他选择的是否是转基因产品，人人有选择的权利，这才是推广新生事物与技术的可取之道。毕竟，检验转基因，还是要用时间来说话。

（编辑：伍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