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些年的多场中外论坛上，一位鼻梁高挺、浓眉大眼的外国姑娘吸引大家目光。

她来自巴基斯坦，目前在清华大学从事中国外交政策研究。

受父亲影响，她“从小就很喜欢中国”。

中国与巴基斯坦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崛起速度令人惊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向世界，她决定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2015年至今，她来北京已有7年时间。她希望成为一座更好的桥梁，帮助中巴并肩展望未来。

她就是明竺。

本期对话嘉宾：

明竺 

Zoon Ahmed Khan

“一带一路”研究领域青年学者

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

日前，明竺接受东方卫视记者专访。

记者：去年，《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习近平说，全世界的国家都可以而且应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明竺：我们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曾经被殖民的国家和有机会较早发展起来的国家，经历不同，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

在很多国际组织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其实很有限。这些国家花了很长时间，才向外界讲清楚自己的关切和发展所需。

当中国取得惊人的发展，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大大增加，人权问题成了南北世界争论的核心。

我在巴基斯坦长大。成长过程中，我总是感到，我们自己的真正关切、想要的东西，和发达国家或国际机构说的并不相同。

当习主席和中国的领导层分享有关人权的承诺和成就时，你会发现都是关于如何让人生活得更好的。人权无处不在，当我们谈论可持续发展时，其实本质也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未来。

一个勉强活着的人，或者“死人”还有什么人权呢？美国常常叫嚣着人权，但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它对世界上各地区事务的随意干涉，常常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这些粗暴的干涉导致无数人失去生命。

反观中国，至少帮助8亿人摆脱贫困。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人们生活得更好，有干净的水，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前景、更美好的未来。

这才是终极人权。我认为正是这样的人权，激励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如今，发展中国家能够更自信地表达，因为它们看到，中国展示了一种不同的做事模式。以前，我们被告知，要复制粘贴西方的社会模式，遵循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做事逻辑，但事实证明，这并不奏效。

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可能是被误导了。

中国给我们树立了发展的榜样。为人民谋幸福就是一个政府能为人权做的终极贡献。这样的新理念在全世界激发了一场大讨论，启发了无数发展中国家。

我多希望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也能有这样的讨论、这些不同的视角、如今这样的舆论语境。不过，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就是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

记者：七年前，你被“一带一路”倡议吸引来到中国。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不同，人权观念和理解也不同。你如何看待中国式的人权发展？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什么作用？

明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你头痛，身体可能已经有很多器官都失灵了。而中医试图解决根本问题，他们把身体看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

“一带一路”倡议关乎人类发展和进步。某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最常见的批评是，它只是体育设施、管道、道路、桥梁。这是巨大的误解。

“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是为一个社会的繁荣发展铺路。GDP只是一个数字吗？不，它代表繁荣进步。经济的发展带来人民生活水平实实在在的提高。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衡量一个国家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前进，我认为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

对我来说，中国式的发展首先是整体性的，它关注的是国家如何与人民齐心协力。基本的衡量标准是有多少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这与经济、粮食安全、水资源、更好的教育和健康水平密切相关。

各国可以观察自己的国情，自主决定朝着何种方向前进。我认为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

经济发展起来，社会各个层面才能发展，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许多到发展中国家去的非政府组织关注得比较片面，在这里建一所学校，在那里办一家医院，这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我们要建学校，也要解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这些都必须是可持续的。改善经济，就增加了人们获得教育、健康、提高认知水平的机会；建设了基础设施，就有了流动性，最后就能创造出协同效应。

我充分接触过西方，我也认为东西方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但不应该依葫芦画瓢。

最近几十年里，我们看到中国能够以创造性的方式，实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并且这样的发展依然持续。政府并不是一味地依赖金钱援助帮助人们生活，而是给他们一条自主谋生的道路。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深究下去，这实际上是一种立足本地的问题解决方式。

比如，我参加的“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就让人大开眼界。参与项目的许多外国人生活在中国，被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启发。我们还有机会直接见到那些解决过中国社会问题的人，从中得到巨大的启示。

这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向中国学习的：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发展的方略。通过“一带一路”，把基础设施发展起来，然后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妇女赋权、教育等等，都将一起协同发展起来。这才是“一带一路”真正代表的意义。

记者：人权和民主已成为西方攻击中国、批评中国的常规武器，其中不乏捏造和误解。在你看来，消除这些偏见的方法有哪些？

明竺：我认为，全球极化现象近些年愈演愈烈。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我们真正前进的方向。

不幸的是，有国家认为自己应该是领袖，有权决定别的国家应该如何进步。很自然地，它会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如果这时候，有另外的国家用自己的方式成功崛起，这个国家就会觉得受到威胁。

眼下，一些人认为中国想要成为领导者，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制度，而美国认为若中国成功就代表着自己的失败。这种零和博弈就像是在竞技比赛中一样，好像只有一方会赢，另一方注定落败。

实际上，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看过数千年的互联互通，未来总是共享的，历史也见证了这一点。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受到中国的鼓励，能够更自在地表达它们对人权的看法，尽管可能暂时还流于表面。

当然，阻力依然存在。如果我们能保持交流，就可能使外界，甚至是发达国家的社会和人民更理解我们。社会发展的模式不是唯一的，我们有很多路可以选。

一直以来，如果试图转变，就会引发冲突。为什么一定要冲突呢？我们可以选择共存。回望历史，全世界一直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成功与进步就是不断纠错和不断反思。

因此我认为，保持对话，保有包容，可以结束极化的世界。没有谁应该是谁的敌人。破坏性的心态才是所有人的敌人。

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交流畅达，情况将逐渐好转。我们终将到达一个能够求同存异的交点。眼下我们能做的，就是坚持和观点不同的人保持对话。

记者：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舆论中，发展中国家往往与人权问题挂钩。在您看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权治理进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明竺：我认为中国已经发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作用，不仅发起对话，而且还通过发展人权给予人们更广阔的视角，帮助后殖民社会的人们拥有新的语境工具。

因为心态和思维方式，我们常说自己仍处在后殖民社会。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决定的，我们曾经说的语言让我们无法跳出思维定式。

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帮助我们发展中国家，拥有了新的词汇和工具，来思考人权的观点，让我们更有自信地传达我们的想法。

我刚才也提到，中国主办的南南人权会议，让许多非洲、南亚来参会的人发现自己并不孤单。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在“2021•南南人权论坛”发表主旨演讲

之前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对话，许多南亚国家聚集在一起，我们发现巴基斯坦并非唯一被误解的国家，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深有同感。

现代的人权应该是关于饥饿、贫穷、救济、妇女健康、新生儿健康等等。我们具体能做些什么，来实现更好的人权治理，来赢得这场战役呢？我认为这将会是发展中国家朝着实现目标迈出的坚实一步。

中国仍未止步。当你看到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肩，这就是事实。

但你也能够看到，中国有些地方的儿童仍然需要争取更好的生活。你看到人们受到鼓舞，努力工作，发挥创造力，为自己赢得更美好的未来。这也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能共同实现更好人权的原因。

至于如何鼓励对方与我们相向而行，我认为多边、全球层面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

记者：你之前参加过一场名为“理解中国制度”的网络讨论，你怎么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概念？

明竺：我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代表人民的需求。这是一个多层级的系统。这跟西方式的民主不同。

明竺参与“丝路之友”论坛 

讨论“全过程人民民主”

如果一个人参与民主的方式只是投投票，表达不满的方式只是上街抗议，这是非常局限的。

在中国，有很多机构，有普通民众、专业人士、经济专家、商人或智囊团代表，他们都代表着人民的需求，这些人在基层负责解决具体领域里的具体问题。

他们细心观察、用心倾听，他们了解人民的诉求。所以人民的声音在决策的每一个环节都不缺席，帮助领导层做出更好的决策，确保人们的需求和愿望被听见。

所以我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是非常包容和善于倾听的，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区别于其他民主的最大特点。

“全过程人民民主”毫无疑问是民主的，因为它把人民的需求、愿望和未来的发展作为核心，优先纳入考虑。

它将政策制定者和政府代表的专业经验，和他们的所见所闻结合。每隔几个月，特别是每隔两年，就会有一次深度思考的循环，讨论出这个国家未来需要的是什么。决策制定者们有他们特定的“业绩目标”，不是喊喊口号就完事儿的。

不幸的是，西方所谓的“民主”模式是什么？似乎就是喊四年的口号，最后做做姿态，以便赢得下一个四年任期。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这意味着它在决策的每一个环节都考虑人民的利益，以实现富有成效和繁荣的长期发展轨迹。

记者：你曾经说过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让你产生了很大的共鸣，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明竺：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有成功和挫折，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有时试图找到捷径，想简单粗暴地复制别国的成功路径。但很多时候，只有自己才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

例如，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对于发展中国家理解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如何修复经济问题的确是有用的，但它有个问题，它不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里总结出来的。

相反，中国总是研究自己，看到自己国家拥有的东西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思考如何用自己拥有的资源和工具，来解决发展道路上的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让我产生共鸣的地方在于它的创造性和整体性。它认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为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发展中国家好像在历史的候车室里，似乎必须遵循那些殖民国家两三个世纪前的发展轨迹。然而事实上，我们应该深刻了解自己，努力用自己的方法克服困难，寻找前进道路。

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成功发展的国家，非常鼓舞人心。它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现实，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和修正。

中国有个谚语叫“摸着石头过河”。不必等待完美的计划，计划永远不会完美。只要带着远见，定下一个计划，就出发吧。情况肯定是多变的，新的困难和新的机会都可能会来临，灵活应变即可。

“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样。我们必须不断反思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可以改进的，什么是我们可以剔除的。比如中巴联合合作委员会机制（JCC）就定期举行会议，思考我们如何做得更好。

我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好，中国式发展也好，“一带一路”也好，都是兼容并蓄的。我们必须保持谦逊的姿态，不断提高，不断完善。